以公羊学说为前提,法政思想春秋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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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权,今天和大家来探究一下以公羊学说为前提的法政思想,《春秋》灾异。公羊学说与古代法政思想的关系。但必须首先明确,公羊学说与《公羊传》的思想倾向,二者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并非完全等同。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说,“《诗》”无达话,《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正透露出经今文学派研究《公羊春秋》的方法,这就是随心所欲地穿凿附会。因此,《公羊传》并不等于《春秋》的思想,公羊家如萤仲舒、何休等人的思想,亦不等同于《公羊传》的思想。虽然它们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承传性,但是各有区别的。否则,就会出现很多纠缝,理不清头绪。本文不拟全面论述公羊学说的发展过程,仅从古代社会政治思想及政法实践的角度,大略介绍公羊学说的形响。《春秋》经文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三传的解说,亦并非全以“上天示替”立论。即以禧公十六年的“五石六鹅”的记载为例,这恐怕要算《春秋》所记最为怪异之事了。但三传的解释,并不牵合社会人事。《左传》云:十年春,限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鸽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奋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作者首先对这两种现象作出理性的解释。接叙内史叔兴与宋襄公的问答,其实是以“愚人之答对愚人之问”,周内史与《左传》作者一样,并不相信阴阳灾异对人事有什么示瞥戒德的意义。至于《公羊传》的解释,只说是为“王者之后记异”。宋国是殷人的后代,是式徽的王族,《春秋》要“存亡国,继绝世”,所以为殷王之后“记异”。也丝毫不牵扯人事吉凶的事。而《谷梁传》则压根儿不提“灾异”二字,它只是从文字表述所谓“散辞”“聚辞”的角度解释《春秋》书法,说“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鹅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意即君子对于客观事物应一丝不苟,处理问题亦不能有遗。如五石六鸽这样徽不足道的事。君子也记得如此仔细,可见于治国之大事,决不会苟且。《谷梁》之说,无涉灾异。当然,三传之中,尤其是《公羊传》,亦有个别地方将自然灾异与人事相牵合的解说。如《公羊》宣十五年对“螺生”的解释即是如此。但《公羊传》的解释却遭到《谷梁传》的反驳,坚决地杜绝了天灾与人事的通路。然而,汉代的今文经学家,抓住《公羊传》这点蛛丝马迹,便大做文章。一方面推而广之。说《春秋》所载灾异均与人事有关。“故书曰蚀、星陨、有蛾、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鹤鸽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另一方面又深文周纳,无限引申,形成系统的“天人感应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者,天之遗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遗告之;遗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足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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