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初次遇见邵雍，跟他议论终日，回家后感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如果说《先天图》主要讲的是邵雍的易数理论，那么《皇极经世》讲的便是他的“内圣外王之学”了。算命先生们把《皇极经世》当成一本预言书来读，真是“违乎理，则入于术”。邵雍本人自称不信世俗之命，把他的书当作术数来读，实在是歪曲原意了。《皇极经世》固然有预言的成分，但它的主题并不是预言，而是“经世”。
世人都知道邵雍以易学而闻名，但他最初学的并不是《易》。《宋史》说邵雍受业于李挺之时，挺之先让他读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可见《春秋》是邵雍学道的入门，《易》则是最后的成果。《皇极经世》里不仅有易学思想，还杂糅了《春秋》在其中，而《春秋》正是孔子的“经世之大法”，从阅历世事中获取经验。邵雍的《伊川击壤集》里有许多诗正面或侧面表达了《皇极经世》的这一主题：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何如？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安乐窝中一部书》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书皇极经世后》
“一十有二万，九千馀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皇极经世一元吟》
“我所以作赋者，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也。”——《洛阳怀古赋》
这些诗句说明在邵雍眼里，他写作《皇极经世》有一个目的在其中，那便是为了阅历古往今来的治乱兴废规律，从中得出治理世事、定国安邦的方法，而这正是皇帝王霸的分内事，是圣人协理万民之道。
《皇极经世》第三至四卷以会经运，列出了一个上自唐尧、下迄“今上”（宋神宗）的日历年表，将天下治乱离合的大纲呈现出来，用来“以天时验人事”；第五至六卷以运经世，编出从帝尧元年到后周显德九年的大事记，略举书传所载与治乱兴废、得失邪正相关的事情，用来“以人事验天时”。
邵雍虽然终生不仕，但他并非像庄周、嵇康一样把治国理政视为残生损性的灾祸，他依然心系天下。这点从《洛阳怀古赋》就可以看出来，里面说：
君上必欲上为帝事，则请执天道焉；中为王事，则请执人道焉；下为霸事，则请执地道焉......如欲用我吾从其中。
之所以终身不出来做官，是因为邵雍坚持先“内圣”后“外王”的原则，他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当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肯出仕时，他自谦说：“吾虽出尚何益？是非尔所知也。”
邵雍年过六旬才写成了《皇极经世》邵雍的观物思想《老子》里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邵雍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掌握好观物的方法，是因为自己未能摆脱利害关系，故而无法超然于物外。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覆载在于水和舟而不在于人。人以载舟为利，以覆舟为害，说明利害在于人的想法而不在于舟和水本身。舟和水是物，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观物”，则未免不杂利害于其中。因此，邵雍提出了“以物观物”的方法，就事物本身来观照自己——也就是“自我而观”，他说：
“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
邵雍的“观物”就是观察事物的生长收藏、阴阳消长之理。天地之间存在着万物，“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如果我们能就事物本身来观照事物，那物我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能就古今来观古今，古和今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所谓“古今情一也，能处又何难。”古今只是同样的一元之气的此消彼长罢了。
《皇极经世》的观物逻辑《易传》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二进数，扬雄的《太玄》则提出太玄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的三进数。邵雍的《皇极经世》则采用“加一倍法”，他把“四”视为基数，在此基础上加倍。《观物内篇》说：
“号物之庶谓之万，虽曰万之又万，其能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号民之庶谓之万，虽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此圣人之四府者乎？”
在邵雍看来，万物虽多，万人虽众，但都可以归纳成“四府”。对于这个逻辑思路，二程进行了的准确的概括，说：
“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
邵雍的观物从天地开始，以“四”为进数，层层推进：
1、天有阴阳，地有刚柔。
2、阴阳分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合称“四时”；地分太刚为水、少刚为火、太柔为土、少柔为石，合称“四维”；
3、“四时”生暑、寒、昼、夜，“四维”生雨、风、露、雷；
4、暑、寒、昼、夜变事物的性情形体，雨、风、露、雷化事物的走飞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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