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也体现了诸葛亮有错必罚、执政严厉的一面。
但也有人批评诸葛亮太严了，为啥不多搞点赦免之类的举措来笼络人心呢？
在《智囊》一书中就记载了诸葛亮对于这种质疑的回答，他说：“治理天下是靠大德，而不靠小恩小惠。因此西汉丞相匡衡（小时候“凿壁偷光”的那位）、东汉大司马吴汉治国就不愿意实行赦免。”
为了进一步说服质疑的人，诸葛亮还把过世的刘备都搬出来了：“先帝也曾说过：‘我曾与道德大家陈元方、经学大师郑康成（郑玄）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知道治理乱世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免也是治国之道。像刘景升（刘表）父子年年都大赦罪犯，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诸葛亮的这种说法虽然暂时堵住了质疑人的嘴，但还是没办法改变别人的思想。
诸葛亮死后，费祎主政时，就采用了宽仁姑息的政策，蜀国因此削弱不振。
对此，《智囊》的作者冯梦龙评论说：
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者子产跟他的继任者太叔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厚来让民众服从；其次就只能用下猛药了。就像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看起来平静的水塘，人们喜欢靠近嬉戏，却经常淹死人。因此用宽厚治国很难。”
太叔不信、执政时不忍心用严刑峻法，治国以宽。因此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
孔子说：“执政过于宽容民众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手段来纠正；过于严厉民众又会变得像废人一样，这时就要用宽厚的政策来激励他们。用宽厚来调和严厉，用严厉弥补宽厚，才能政通人和。”
像商鞅一样，对乱扔垃圾的人上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梁武帝看见执行死刑，就流着泪释放犯人，这样又太过宽容。
《论语》有“赦小过”的说法，《春秋》曾嘲讽放纵重罪的人。结合起来看，才能明白和谐施政的道理。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评］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赦免这种事，以前是作为一种统治者笼络人心的手段来使用的。
南北朝时，东魏权臣高欢在临死前将大将慕容绍宗下狱，然后嘱咐儿子高洋继位再把慕容放出来，这样慕容绍宗就对高洋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高洋建立北齐立下了汗马功劳。
诸葛亮不用这种手段，不仅仅是他说的“治理国家不靠赦免这种小手段”，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他不想变成一个曹操那样的权臣。
诸葛亮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尽管刘备临终前跟他说：“如果刘禅不行，你可以取代他。”但诸葛亮一直还是恪守做臣子的本分，如果他实行赦免，那么民众感恩戴德的就是他而不是国君刘禅，这种“僭越”之举，诸葛亮是万万不肯去做的。
至于费祎执政以宽，其实也不算错。
当时蜀国因诸葛亮六出祁山，军事上耗费过大，造成百姓不堪重负、民生凋敝，再不休养生息，蜀国经济立马就要崩溃了。所以，简单地把蜀国国力削弱的原因怪在“为政始事姑息”上是不对的。
所以，冯梦龙借孔子的话提出“宽猛相济”确实很有见地，符合咱们现在的辩证主义观——古人的智慧，也是很超前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