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酺，是盛世之际皇帝赐宴于臣民，与其共同饮乐的官方宴饮活动之一。宋代是赐酺制度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不仅彰显着皇帝君临天下的威严，也是统治者为政治国、笼络民心的重要举措，更是社会稳定、政治昌明的真实写照。
赐酺的源流
赐酺，也可称之为“大酺”、“酺宴”。所谓“酺，王德布，大饮酒也。”可知酺宴即是古代皇帝为布德于天下、与臣民共乐，特许举行的大型饮酒聚会活动。关于赐酺的起源，史书中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认为“赵武灵王灭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也。”宋人黄震对此提出异议：“群饮之禁，远自周公赐酺之制，亦必非始于赵也。”清人秦蕙田进行了相关的考证：“酺者，为人物祭祀之神，族长无饮酒之礼，因祭酺而与其民以长幼相献酬焉，岂非酺饮之礼乎！......春秋祭酺盖亦祭社毕而民得与饮酒,因以书其行也。据此则祭酺即赐酺之始无疑。”4如此而言，赐酺当是从祭酺中逐渐发展演变而来，至战国时期正式成为具有纯粹宴饮娱乐性质的酺宴活动。换言之，西周时期是赐酺制度发展的雏形阶段，战国时期方发展成为具有宴饮性质的宴饮制度。
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后，开始下诏赐酺，但由于此时政局尚未稳定，加之秦王朝存在时间较短，赐酺的次数可谓是寥寥无几。西汉文帝时期，国家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社会生产逐渐恢复，统治政策较为宽厚，赐酺活动与秦朝相比明显增多，有十次赐酺。至东汉，赐酺活动并不多见，“魏晋以后无闻焉”。随着大唐盛世的来临，天下同乐的赐酺活动随之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唐太宗时九次赐酺，武则天统治时期赐酺达十次，唐玄宗在位期间赐酺竟有十六次之多，也正是此时，赐酺制度达到了其历史发展的最高峰。盛世过后往往是衰败，随着国势衰微、战乱频繁，专属于盛世的赐酺活动又变得少之又少。历经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直至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海内一家后，赐酺活动才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之中。
宋朝立国之初，一切规章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统一战争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故宋太祖一朝未曾下诏赐酺。宋太宗即位后，政局趋于稳定，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安乐，彰显国之强盛、君之威严的酺宴活动被提上日程。宋太宗雍熙元年（年）十二月，诏曰：
王者赐酺推恩，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累朝以来，此事久费，盖逢多故，莫举旧章。今四海混同，万民康泰，严禋始毕，庆泽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可赐酺三日。
国家承平、政治清明，天下混同、百姓安康，如此盛世，宋太宗自然期望万民共享、与民同乐，下令赐酺三日，以示天下太平。沉寂许久的酺宴活动也得以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节庆盛典。也正是宋太宗雍熙元年（年），赐酺制度重新确立。自此之后，赐酺制度不断发展、渐趋丰富，于宋真宗时期达到了其发展生涯的又一高峰，举行次数多达21次，远超唐代最盛时期——唐玄宗在位期间举行的酺宴次数（16次）。唐宋两朝相比，唐王朝平均每4.68年举行一次酺宴，北宋王朝则平均每7.59年举行一次，南宋未曾举行，整体上唐朝举行频率是超出北宋的；但就历代君主而言，唐朝举行酺宴最多的唐玄宗平均每2.75年举行一次，宋朝举行酺宴最多的宋真宗则是平均每1.19年举行一次，如此观之，宋真宗时期赐酺制度达到了历代皇帝赐酺的最高点。关于宋朝赐酺的次数，陈雯先生认为宋代赐酺仅有10次2，但据本文表六“宋代赐酺简表”的统计，宋代赐酺达24次，其中有2次因故罢酺外，其他均如期举行,具体赐酺时间参见本文附表五“宋代赐酺统计表”。
元朝时期，赐酺制度不复存在，现存史书中尚未发现关于当时赐酺活动的记载。明清时期，赐酺作为临时性的活动偶有举行，但已不能称作是一种制度了。由此观之，西周时期当是赐酺制度的雏形阶段，至战国时代形成普遍意义上的宴会活动，汉代时期赐酺制度逐渐发展，唐朝达到其历史发展的最高峰，五代十国因战乱而渐趋没落，直至宋王朝时期才重新确立，并在宋真宗时期再次达到其发展又一高峰，北宋末年走向衰败，明清时期则鲜少举行，最终消亡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宋代赐酺礼仪
中华民族历来以“礼乐之邦”闻名于世，礼乐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所谓的礼仪，不仅仅指被社会所普遍认可、需要共同遵循的约定成规的一系列行为规范与准则，也应当包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由于受地域环境、经济水平、所属阶层、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的礼俗与风尚。赐酺仪制也同样如此。赐酺制度历经西周、战国和秦汉的发展,唐王朝的繁盛，五代十国的衰落之后，在宋朝才再次迎来发展的春天。为此，宋统治阶层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酺宴礼仪。
（一）草创时期的赐酺礼仪
赵宋王朝首次酺宴活动举行于宋太宗雍熙元年（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持续三天。作为宋朝赐酺制度的初次施行，宋王朝可谓是绞尽脑汁、精心准备，宋太宗亲临丹凤楼观赏酺宴盛况：“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为迎接如此盛大的宴会，将皇帝御临的丹凤楼至朱雀门之间的御道特划为酺宴的活动范围，并在御道之上大肆奏乐，将山车、旱船等民间艺术表演形式作为酺宴的助兴活动。这些山车、旱船来来往往穿梭于御道中，热闹非凡。也许是担心御道之上的乐曲不够丰富，故而“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此时是音乐齐发，响彻云霄，前来观看的百姓是络绎不绝、摩肩接踵。不仅如此，还“迁食肆百货于道之左右”，喧闹声、叫卖声不绝于耳，为酺宴平添了几分热闹。面对如此盛事，朝廷自然是“纵士庶游观”，不加限制。
此次酺宴的与会人员，除了宋太宗亲临以外，其亲近官员也随之入宴，由于这些侍臣地位高于普通民众，故其随同宋太宗在丹凤楼上进食饮酒。不仅如此，宋太宗还“召畿甸耆老利坐于楼下，赐之酒食。”此处的“耆老”应是那些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绅，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表天下百姓出席如此隆重的宴会。具体参加酺宴的百姓人数，因史书中没有记载而无法得知。
此次赐酺，首日在丹凤楼前举行，第二日则在尚书省举办，主要宴请“宰臣、枢密、翰林学士、文武官等”臣僚，期间宋太宗“作诗二首以赐”。第三日再次宴请群臣。当天晚上，宋太宗唯恐不能使官员欢饮尽兴，宣旨道：“今日卿等宴会，恐未尽欢，其更赐来日宴乐。”为了表达内心感激之情，官员们“献诗、歌、赋、颂者数十人”，这些颂诗赞歌后来均被宋真宗下令“并付史馆”，以为纪念并供后世瞻仰。由此也可知，在酺宴的过程中，皇帝作诗赐予臣子，群臣献诗以颂圣德，已成为宴饮中的规定模式。
这是赵宋王朝首次酺宴活动，也是宋太宗在位期间唯一举行的一次赐酺活动，因而在宴会的举办地点、预会人员的等级要求、宴会中的礼节仪式等方面均未作详细规定，反而更像是宋代赐酺制度展开的一次实践演练。虽说酺宴中的程序礼节等尚处于草创阶段，但无疑为宋真宗时期酺宴礼仪的逐渐形成并成为定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二）初具规模的赐酺礼仪
经过宋太宗雍熙年间赐酺后，宋真宗时期开始大肆赐酺，赐酺仪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至景德年间，酺宴仪制初具规模。
景德三年（年）九月，时值国家丰泰、中外安宁，宋真宗特意下诏允许臣民宴饮以娱乐：
中外之臣，方勤率职，宴衎之事，未暇赏心。当今稼穡屡登，机务多暇，暇，嘉与群品，适兹泰宁。自今士民任选胜宴乐，内外文武群臣不妨公务，并许游从，御史台金吾皇城司勿复纠察。
臣民宴饮，只要不妨碍公务，不影响社会秩序，御史台与皇城司便无权纠察。此道诏令的下达，是宋王朝历史上首次对士民适度宴饮作出的明确规定。之后，赐酺便在朝廷的支持与鼓励下顺利展开。
景德四年（年）二月，宋真宗“诏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又置国子监、武成王庙。”并下诏“赐酺三日”。此次赐酺在规模上较之宋太宗雍熙年间的赐酺更为盛大。宋真宗登临五凤楼观看西京大酺盛况，随从“近臣预坐”，宗室人员也亮相酺宴。如此庞大的阵仗在沉寂许久的洛阳城内引起巨大震撼，百姓们纷纷从周边地区赶来，聚集洛阳，以期能尽情瞻仰国之光辉、君之圣颜。作为酺宴最为重要的宴请对象的庶民代表们，以五百人为额，盛装出席，整齐地列坐于五凤楼下，共同见证着盛世的辉煌。其中，皇亲宗族首次正式出现在宋王朝举行的大型宴会活动——酺宴之中，拉开了皇室族人出席酺宴的序幕，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赵宋皇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为确保西京酺宴的顺利举行，宋真宗指定了此次宴会的主办官员，“命宣政史李神福、内侍省副都知阎承翰、西上閤门副使曹玮同治其事。”在宴会流程中，所奏之乐规格也更为高雅，乃是教坊乐曲，且乐人们均在楼前高高架起的露台之上演奏，处处显示着庄重与华丽。此外，“端门内为山车二，每车前后设乐，凡四部。旱船四，每船设乐一部，以船翼车而进。其进至楼前，退至端门。楼前东西街为棚各三，每车设乐一部，凡六部。乐作，东西迭进。”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表演车辆，掺杂着不同的乐曲，穿梭于人群之中，处处都是热闹景象，喜悦之情无不溢于言表。第二日，宋真宗仍御楼以观酺，楼下盛宴状况与第一日相同，只是宴请官员的地点有所变动：“赐宗室、文武百官宴于都亭驿”，还特“赐诸班、诸军将校羊酒。”与会人员逐渐扩大。第三日则如同前日之制。
具体到酺宴奏乐与饮酒进食次序方面，宋王朝也是十分的考究，无论是赐酒、进酒或是退席等均会演奏不同的乐曲，以符合当时的情景。关于赐酺乐曲，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宋史》中“其御楼赐酺同大宴”的记述，表明赐酺奏乐与春秋圣节大宴是一样的。“春秋圣节大宴”的具体程序在史书中有着颇为详细的记载，共分为十九个步骤：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觱栗，以众乐和之；赐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饮，做《倾杯乐》；百官饮，作《三台》。第二、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歌起。第三、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以次进食。第四，百戏竞作。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六、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初致辞，群臣皆起，听辞毕，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琵琶。第九、小儿队舞，亦致辞以述美德。第十、杂剧。罢，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举酒，殿上独吹笙。第十二。蹴鞠。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舞，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杂剧。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食罢。第十九，用角牴，宴毕。
以上宴会的流程也正式酺宴的流程，从宴会开始到结束，皇帝共举酒九次，每次皇帝饮酒之后，臣子才能于坐席之后回敬。进食次序，也是君主先食，群臣按等级高下“以次进食”。君臣饮酒之际，所奏之乐也不尽相同。从宰相进酒，吹以觱栗，和以众乐；宰相饮酒，奏《倾杯乐》；百官饮酒则以《三台》为乐，这些不同的乐曲无疑是封建尊卑观念和等级观念最为显著的表现。为之助兴的娱乐节目，除去乐舞、杂技表演之外，还有蹴鞠和角牴（即摔跤）等运动项目，可谓是精彩纷呈、好戏不断。
景德四年（年）的赐酺盛宴的成功举行，在宋太宗雍熙年间的赐酺上得以发展，增加宗室人员的参加，并对出席的庶民代表人数作了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自此次赐酺之后，“自是凡赐酺，皆遣官主之，事毕各赐器币。”这样使得酺宴活动的举办有专门官员负责，保证了赐酺的顺利举行，也在某一种程度上建立了酺宴成功与否的问责机制。此外，酺宴尾声之际，君主赏赐百官、父老或是随从人员以实物、钱币，已发展成为了宋朝赐酺制度中的一项定制。
（三）发展成熟的酺宴礼仪
宋真宗在景德四年（年）大获成功之后，于大中祥符元年（年）多次下诏赐酺。也正是在大中祥符年间，赐酺仪制得以正式确立。
在宴会筹办上，继承景德年间由专门官员负责承办的方法，并使之具体化，规定“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在内诸司使的筹划之下，为更好的展现舞台效果，特于君主预定登临的城楼之前、御街之上，用土做为建筑材料，临时搭建高大宏伟的露台，“上设教坊乐”，君主与臣民均得以以更好的视角欣赏教坊的奏乐表演。此外，为了加强宴会中的音效，“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彩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复为棚车二十四，每车骈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纼，分载诸军、京畿伎乐。又于中衢编木为栏处之。”如此看来，是高雅之乐与通俗之曲交汇融合，想必到时音乐杂发，自是一片欢腾！既然是与民同乐，便不能忽视百姓这个主体，因此宋政府特“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牓为饰。”装饰精致的店铺小摊林立于御街之旁，鳞次栉比；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声回响在人群之中，不绝于耳。其中定不乏珍奇异货、美玉佳品，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负责酺宴的内诸司使可谓是用尽心思，为酺宴的举行做了最为充分和完善的准备。
在预宴人员的安排上，一如既往的是皇帝亲临、官员随从、宗室预会、父老代表参加。其中父老代表人员大为增加，“召京邑父老千五百人，分为五番，列坐楼下。”较之雍熙四年的五百人则在人数上翻了两倍。不仅如此，预宴人员范围也在继续扩大，不只皇帝的近臣可以参加酺宴，“应致仕官并许赴都亭驿酺宴，御楼日合预坐者亦听。朝官已辞、未见，皆令赴会。”酺宴人员的增加也是其逐渐受到统治者重视的重要表现之一。
在酺宴座次上，君主位于京师城楼之上为其专门设立的主座，预宴群臣则陪同入座，百姓代表即京畿父老们位于皇帝所登临的城门之下列坐饮酒。关于官员入座的座次排列，在当时应是有具体的设定与安排的。史载：“有司上《酺宴位图》，皇从侄孙、内殿崇班守节与皇从侄、右卫将军惟叙等同为一班。上曰：‘族子、诸父安可并列？’乃命重行设位。”可知酺宴臣僚的位置除按照官品高低排列外，宋真宗还考虑到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这个问题，故而命主管官员重新设定，以符人伦之序。有时也会因预会者身份地位的不同以及皇帝的恩荣等因素，酺宴的位置也会呈现出特殊性。如镇王元偓之子允弼，“八岁召入禁中，令皇子致拜”，恩荣优渥。宋真宗御楼观酺之际，特命其与当时仍为皇子的宋仁宗并排列坐。
赐酺之际，不仅臣民可以饮酒作乐，那些忠诚保卫君主安全的贴身禁卫们，也会受以恩赏，允许其适当饮乐：“自一日至五日，皆令殿前都指挥使刘谦、马军都指挥使曹璨、步军都指挥使王隐，各会所部将校，及赐诸班直茶酒。”禁军首领各自主持该部的宴会，以便其与部下能够尽兴作乐，这与之前的赐会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先是，遣使臣押赐诸军宴会，多不从容，即时而罢。又其日使臣亦预座。自是令枢密院指挥，不得赴座，专切管勾，务在丰洁，仍令至晡晚而罢。”对军人宴饮的考虑与设想如此细致，可见宋政府并不是单纯的实行重文抑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军队仍有着明显的依赖性，故而不得不时时顾及军队的态度。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赐酺制度走向成熟，不仅京师赐酺仪制更为健全，地方赐酺也形成了一定的规则与程序。此后，赐酺制度仍继续发展，天禧四年（年）宋真宗曾多次颁布诏令对赐酺制度进行补充，是年十月三日下诏：“应大酺已前授恩命及差遣臣僚，并宜放谢辞拜正衙，取便进发。其合得例物，仰閤门取索支赐。”对因公不能参加酺宴的臣僚作了具体的规定，以保证其能同样享受到君主的恩赐。天禧五年（年），为进一步规范酺宴的程序与仪制，閤门特进言：“每遇大酺，前后殿下座，內客省使至閤门祗候、內诸司使副、宗室将军已下公服系鞋，內东门起居；宰臣、亲王以下应侍宴臣僚，于天安殿门外起居，随驾登楼。皇亲已下并驸马都尉，中筵后依例不座，勾当赐酺诸司副于朝元门外，次已辞未发合赴酺宴、团练使已下別班起居，执毬仗供奉官于灵台北，勾当赐酺內侍使臣于灵台南，次军巡使、巡检、廂都指挥使已下并常起居，次父老起居讫，赴座。”对参加酺宴的不同阶层的人员的入宴方位及礼仪要求做了具体规定，使之更为完善，得到宋真宗的批准。至此，赐酺制度完成了在赵宋王朝的发展与演变。赐酺仪制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正是宋统治者不断完善宴饮礼仪、积极探索更为全面的礼乐制度的过程。
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经历一番波折与磨练方能发展壮大，赐酺制度同样如此。宋太宗即位初期，天下尚未统一，仍处于分裂阶段，全国上下疲于战争，无暇顾及娱乐性的活动，直至割据政权逐渐消灭、国内局势渐趋稳定之后，宋太宗方下诏赐酺，正式拉开宋王朝赐酺的序幕，但此时期的赐酺只是作为临时性的恩赏活动而存在，仅仅向天下展示过一次之后便再无踪迹；宋真宗在位期间，结束与辽战争、缔结澶渊之盟后，国家重新恢复和平，为了转移国人视线，开始改变其治国策略，不仅进行东封西祀这样大规模的祭祀活动，还开始大肆赐酺以显示国家安定、政治昌明，赐酺也由原本临时性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有专门官员负责、具备特定礼仪要求的宴饮制度。
宋代赐酺的特点
赐酺作为一种恩赏性的制度，经历高峰时期的跌落之后，于公元年被赵宋王朝重新重用，开启了其发展历程中的再次辉煌。宋王朝这个崭新的历史舞台无疑给予其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酺宴的举办、流程以及仪制等方面均得到充足发展，同时也展现出自身的特点。
其一，集中性。宋代的赐酺周期与其他朝代迥然不同，尤其与唐代相比。唐王朝的赐酺周期分布相对均衡，从唐太宗开始，历经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以及唐玄宗，直到唐肃宗时期，均有次数不同的酺宴活动的举行，少则六七次，多则十几次1；宋代赐酺则主要集中于宋真宗时期，达二十余次，仅大中祥符元年（年）一年便七次下诏赐酺，而后在大中祥符四年也颁布七次赐酺诏令，赐酺频率较高。宋代赐酺活动主要集中在宋真宗在位时期，其他诸帝时酺宴的举行次数屈指可数，当然这也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势、外部环境和经济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宋真宗在位期间，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国内外政治渐趋稳定，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具备了筹办大型君民互动活动的政治与经济基础，故而赐酺活动得以铺天盖地的顺利举行。由此也可见，赐酺当是在和平时期方能举行的政治宴会活动。
其二，适度性。宋代赐酺时长较之唐代而言，相对适中，少则一日，多则五日，大都维持三日之久。这样相对适度的酺宴时间，缘自于宋太宗雍熙元年（）赐酺之际对宰臣所言：“朕读书至睿宗以后，赐酺或连夜，至七日、九日，亦或弥月，无乃太甚乎？娱乐不可过度，三日为得宜矣。明皇令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音乐集都下，亦劳扰之甚也。”由此也正式奠定了宋代赐酺多以三日为主的基调。宋统治者为避免重蹈前代君臣娱乐过度导致人民负担加重、国家局势衰微的覆辙，限定赐酺日期以三日最为适宜，这也是宋代君主为政治国坚持自律、自省、自警的重要表现之一。
其三，公费性。宋代赐酺分为京师赐酺和地方赐酺，京师赐酺费用由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门来承担，地方赐酺同样也是公家出费，大凡是与赐酺有关的花费，均由政府报销。如大中祥符元年（年）二月在京师展开五日大酺时，宋真宗又特意“分遣中使六人，往河北、河东、陕西诸路，赐总管、钤辖等宴，一应官吏并预，而官给其费。”同年十月“东封赦书，应西京、诸州、府、军、监，并赐酺三日，官给其费。”由政府承担地方酺宴所需费用，从经济上有力保证了赐酺制度在地方上的贯彻执行。
其四，宽松性。此处所谓的宽松性，是指对赐酺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当行为惩处的宽松化。如天禧五年（年），“以畿县追集、老人疲劳之故，止召两赤县、坊县父老预会，其不预会亦听，给以赐物。天下赐酺，府会官属父老，边州或遣中使就赐。”2正是由于宋统治者重视以民为本、宽厚治国，对年迈老衰的高年之人不加强制，不但没有责罚其不能预会，反倒加以抚慰，赐以他物。对于醉酒惹事之徒，宋真宗下诏开封府：“赐酺日，罪人酗酒而不伤人者，咸释之。再犯论如法。”3在法律中对酗酒之人网开一面，只要不伤人便不加惩治，且“后赐酺皆准此”。4无论是对不能出席的年迈父老，还是酗酒罪人，宋政府统一宽厚处理，未加严惩，令人无不感慨赵宋统治者的宽广胸怀，其民本政策在此处执行得很是彻底。
宋代赐酺的影响
赐酺作为皇帝广施惠泽、粉饰太平、彰显皇权的重要手段之一，经历唐代高峰与五代十国的低潮之后，宋太宗重新意识到其重要性并付之实施。由此，赐酺正式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在宋王朝众多高层宴饮活动中独领一时风骚，并在宋真宗时期逐步发展成熟，最终形成一种宴饮制度，达到了其存在生涯的又一高峰。当然，这与宋真宗在位时期政治局势、治国策略以及君主喜好等是不无联系的，也正基于此，赐酺制度得以大显身手，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政治方面而言，赐酺既是皇帝显示恩泽、惠及百姓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笼络人心、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有效途径。赐酺与民，允许臣民纵情畅饮，更将各种杂耍、竞技等娱乐节目加入宴会之中，处处彰显着太平盛世、万方和乐，也无疑给百姓的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乐趣与欢愉。大中祥符元年（年）京师大酺之际，面对如此盛大恢弘的壮观景象，一位年过百岁名为王太微的老者感慨地说：“不识兵戈六十载，今天子明圣，海内清宴，岂意垂老，睹此太平。”之后欢喜雀跃，以至感动落泪，“酣醉而去”。连市井老人都能如此感怀圣恩，更何况其他有志之士呢！也正是赐酺这种普天同庆的盛大宴会的举行，方能更为有效地笼络人心，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稳固其统治根基。此外，赐酺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宋王朝的统治秩序：赐酺的同时也会根据阶层和地位的不同赏赐相应规格的物品，夏竦镇守襄阳（今湖北襄阳）之际，“遇大赦，赐酺宴，诏中有‘致仕高年，各赐束帛’。时胡大监旦瞽废在襄，英公依诏旨选精缣十匹赠之。”胡旦收到绢帛之后，扶门笑曰：“寄语舍人，何寡闻至此！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诸儒所解‘束帛戋戋，贲于丘园’之义，自可见证。”夏竦连忙翻看古籍，“果见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夏亦少沮。”虽是仿前代之制以行赏赐，由此可窥见出宋代酺宴赏赐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的。这种不同等级、规格的赏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为公平、公正的行赏方法，可避免引起不同阶层因赏赐不公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有利于维护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
经济方面，赐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赐酺之际，京师御街或者地方城楼之下的街道上，除了各种民间表演形式如山车、旱船、杂技等娱乐节目陈列其中外，为满足百姓的各种饮食需求，宋政府特意“迁食肆百货于道之左右”。于是琳琅满目的饰品、美味可口的小吃充斥于街道两旁，让人流连忘返。对卖家而言，无疑是货品大卖、增加客源的最佳商机；对买家而言，则又是货比三家、尽情挑选的绝妙时机。赐酺的举行刺激了民间消费，商品交易总量得以增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通商贩的收入，对改善其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化方面，赐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宴会中必不可少的点缀便是乐曲，动听的音乐与妙曼的舞姿往往为宴饮活动增添诸多的欢快与乐趣。酺宴之上，各种音乐齐齐奏响，无论是被钧容直演奏的教坊乐，还是由“诸军、京畿伎乐”所展现的通俗音乐，均得以一齐亮相于世人面前。高雅之声与大众之乐互相吸收、互作取舍，进一步促进了音乐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加速了音乐文化向普通民众的普及与传播。
社会教化方面，赐酺这种带有浓郁恩赏色彩的制度，是维护封建等级、尊卑观念的有效方式，也是彰显孝道和仁治的有效途径。在酺宴的预会官员上，赐酺制度刚刚确立之际，只有皇帝身边的亲近官员才能陪同如宴，之后酺宴虽逐渐放宽对官员的等级限制，但其门槛依旧存在。如大中祥符六年（年）二月举行的酺宴中，太常博士、堂后官刘明恕对自身不能预宴表示不满，提出申请：“向来赐酺，枢密院副承旨已下至大理寺法直官皆预，堂后官各有正官，望比类闻奏。”但宰相王旦认为“预宴非便”，给予否决。宋真宗为了宽慰刘明恕等人，特下诏赐其“钱二十千、羊五口、酒十，令赐酺日饮会。”无论是宋真宗还是宰相王旦都是在维护者封建等级制度，其根本仍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在作祟。宴会的座次同时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但不仅按照官品高低，也同样尊重长幼有序的原则，很明显，宋政府处处在彰显其以孝治国的理念，力图在酺宴这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将孝文化更为有效地传递到社会各阶层之中，以维系其统治根基和社会秩序。
总结
宋代赐酺制度始于宋太宗雍熙元年（年），宋真宗景德年间初具规模，大中祥符年间逐渐发展成熟，天禧年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北宋末年渐趋衰落。宋代赐酺的原因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主要有大赦改元、营建宫观、封禅祭祀、奉上尊号以及气候适宜等原因。在气候不适或者临近先皇忌辰的情况下则会酌情罢酺。宋代赐酺的前提是社会稳定、政治昌明，具有集中性、适度性、公费性、宽松性和不一致性等特点。赐酺制度在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特殊的宴饮制度，赐酺制度的实行，既是宋王朝巩固统治根基的便捷途径，也是笼络人心、彰显太平的有效方式，更是宋代统治者为政宽厚、崇尚公平与自由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