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轮到它的第六个周期，今年是第三百六十周年纪念了。
清康熙壬寅（公元年），是年仅八岁的玄烨登上皇位的第一个年头。此时国家是内忧外患、国困民穷的时代。社会经济因多年战乱，停滞萧条，各省、各县亟待恢复发展。这年，新昌县（今宜丰县，以下均同）则迎来了一位新的知县。
黄运启，字平参，号镜湖，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人。其远祖黄福是明初历官五朝的良臣，仰慕范仲淹为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居官准则，自号“后乐”。致仕后，又将自己的居室取名为“后乐堂”。晚年在“后乐堂”中，不仅与往来友好谈论国事，还特别重视教育子女关心民众疾苦。时国史李时勉在《后乐堂记》中写道：“（黄福）历事五朝，四十余年，其心未尝一日不在天下国家。论大臣以道，事君赤心报国，而不为私图者方今其一人焉。”《昌邑县志》载：“福器重才敏，周练世务，忧国忘家，老而弥笃。卒之日，家无百缗。”现山东昌邑县城郊区黄家新郭村西的西岩山东麓，是黄福的御葬墓，墓前西侧有明英宗亲书的《谕祭文》碑。之所以辟些篇幅来介绍黄福，主要是为了说明黄运启是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官宦。受家学的教育和熏陶，预示他一生必然会有一番让后世称颂的作为。
图为黄福画像
清雍正《山东通志》载，黄运启为戊戌科进士，即清顺治十五年（年）孙承恩榜，列二百三十五名。清康熙壬寅（公元年），黄运启任新昌县知县。
当黄运启从凌江转乘扁舟来到新昌县时，让他意料不到是新昌县如此土瘠民懦，县城内外皆是百业萧条的景象。他在《平政纪略自序》中提到：“余不佞，承乏五盐。始至之日，入其郊，郊多宿莽；经其衢，衢多扬沸；觐先圣之宫，宫为茂草抵莅；止之厅事，数椽不蔽，陋若寒畯焉。及延见生儒、耆旧之属，则民贫而疲于积逋之交徵，士愿而苦于谋生之不暇。”在黄运启的眼里，从郊区到学宫均是杂草丛生，城内街道冷清，官署房屋破落。又询问下属，则是每天为征缴欠赋而来去奔波，根本没有时间来治理其它公务。故让刚到任的黄运启感到“百务纷纭，漫无端绪”。
为此，黄运启在新昌县自鸣其志：“盖予自束发受书，每企谈泊宁静之旨，远师南阳，而南阳之治蜀也。当倥偬丛脞之际，又土瘠而隘，经其支梧区画两川，骎以富强。即先始祖忠宣公，丰采凝重，奇识宏伟，王佐之才，仿佛南阳。自募职跻公，孤家无百缗，而交人戴之如父母。五盐虽疲瘠乎，未若巴僰荒服之僻且陋也。予所以治盐，即远惭隆中，近愧祖武，而水竞是凛，茹蘗弥耳，忘终窭于北门。”文中“南阳”是指诸葛亮，“忠宣公”是指黄福，“五盐”是指新昌县。他认为尽管新昌县目前贫瘠，但远不如诸葛亮治理西蜀时困难，其远祖黄福尽管身无百钱，同样受民众爱戴如父母。所以，他以诸葛亮和黄福为榜样，不管有多艰难，即便让自己生活清苦，也要把新昌县城窘迫的面貌治理好。
崇文塔建在于县城东南方，由明天启知县沈希韶创基。黄运启到任知县时，崇文塔才建到第三层。他在《增修文峰塔记》中叙述自己对崇文塔的印象：“（康熙）元年，岁在摄提春正月，余泛舟而来也。距城三里许，见云树间塔影兀兀，尚未告竣。”于是他问当地一些年长的人，得知此塔是前明知县沈希韶为了遏制新昌县邑科举衰败而修建。当建到第三层时，因遭遇频繁兵灾而停滞。后司李姚刑宪曾想捐出自己的俸禄来续建，但顾虑到费用不够，便招僧人祖俞募缘，后无果而终。黄运启默记在心，正式上任后，利用一次在学宫拜谒孔子的机会，邀请众乡贤商议续建崇文塔之事。其中漆蔚生和罗君实两位乡贤最为支持，他们发动全县的乡绅、士子和平民捐资乐输，筹措资金开始续加两层。第二年（公元年）就告竣，黄运启命塔名为文峰塔。
平政桥是新昌县城西出的要道，原称惠政桥，俗称西桥。黄运启在其《国朝重修平政桥记》中道：“因循例，较诸士于黌宫，引诸童子课艺于西桥之上。循枳花之驿路，下槲叶之山城。见夫丹楹行列，绿树苍茫，浮光焕影，曳漪环涟，以启文心而发，蒙气且与余之清襟藐怀有夙契焉。”他对西桥情有独钟，符合自己利用“平心平气”的理念来处理县邑复杂繁琐公务的想法。西桥的桥亭之前遭兵灾损坏，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黄运启认为如果能及时修复的话，可事半功倍。于是命人列出修缮所需人工和材料，招僧人祖俞募捐，同时发动一些衙役捐俸来倡议修复，激发一些有名望的乡绅也积极参与捐助。康熙三年（公元年）农历四月正式开工，仅用三个月就告竣。黄运启遂将桥名更为平政桥，以展示自己的治县思想。
新昌学宫原在古县城南门外宜园（医院）。明成化十九年（公元年），知县汪道通过卜基，将学宫迁至县署东北向的凤凰台前。漆嘉祉在其《国朝重修儒学碑记》中提到，清顺治十三年（公元年），学宫面临倒塌，博士易君率其弟子修复大殿，不久因时局混乱而告罢。此时两边的厢房已塌，四周的砖墙也损坏，敬一亭顷斜，青云楼摇摇欲坠，泮水池淤塞，棂星门的石构件散落各处。每次春秋祭孔时，黄运启必亲自参加，常对左右叹息说：“有是哉？此谁之责哉？”康熙三年（公元年），决定捐出自己的俸禄令司训吴君督修。数月之后，学宫焕然一新。为此，漆嘉祉撰文盛赞道：“数年之内，必有出为名臣，处为大儒者，光我侯作新之治。”
图为清同治庚午志绘制的学宫全图
城隍庙在新昌县城中心地段。明洪武初，由蔡如润、蔡如港捐地，知州李宗吉始建。明永乐时县丞刘善惠、明成化时知县汪道、明嘉靖时知县俞宗梁等又依次修茸，是县城内一座较恢弘的道教建筑。黄运启在其《重修城隍庙记》中说道：“宇圯焉，将压。展礼之区，介然成路。蹊捷径者，乘彼危垣。环祠居人，侵隙地方。为樊圃岂惟缓急乖置，抑亵祀典滋甚矣。”城隍庙自明洪武起，颁布了专门的祭祀城隍的典章制度，属于官府春秋祭祀之所。清初时，城隍庙已近荒凉，久无祭祀。清康熙四年（公元年），新昌县邑遭遇大旱，亟待祈雨。黄运启看到城隍庙颓圯破旧，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委托诸乡教化官员督修，随后许多邑人也尽其所能来资助。旬月后，庙宇修缮一新，并清理和规定庙界，将原穿过祭祀场地的路封堵和加固外墙，此项工程没给邑民增加过多负担。城隍庙原有一亭，名宿斋，很早就倒塌，石础还存，黄运启又在其原址重建。宿斋亭前后还余留数丈的空地，有一天晚上，黄运启梦到真武大帝，他感到奇怪，也没告诉他人，便来到城隍庙询问工匠。工匠们说：“城隍庙右边原有真武殿，后来倒塌，神像流落到了民间至少有一百年了。”于是黄运启又捐俸，将真武殿建在宿斋亭后，并安置真武大帝像并着黄冠装。黄运启感叹：“夫岂惟余梦是践，亦以盐之为。邑确而苦旱，真武帝位于北，北水神也。”
图为清同治庚午志绘制的城隍庙全图
吴甘来为明崇祯帝殉节而亡，清顺治帝对他大为赞赏，颁旨表彰称吴甘来“居心忠孝，秉性端良”，赐谥号“庄介”，御赐祭田70亩，春秋两祀。旌忠祠乃是新昌县祭祀吴甘来之所，建在县署东面，上下两进，旁列两廊，总共四房。中有一甬道，两边摆放石人石马。该祠南临街道，右通县署。康熙八年（公元年），黄运启作《旌忠祠记》，对吴甘来的的尊敬言益于表，并将旌忠祠修缮一新。他写道“运启初莅五盐，下车即遇时祭。登公祠堂，见其车服礼器，肃然起敬。祭毕，省祠而轮奂，不无坠坏待葺之处。运启瞿然惧亟，捐俸修之，兹则焕然一新矣。”
黄运启的无私顷俸和为新昌县城修复古建筑的事迹，远不止上述几例，在《新昌县志》记载中还有：
清康熙元年（公元年），为母诵地藏经，捐资修复位于东门外走马冈的地藏庵。同年又修复养济院、丰德库、粮房等。清康熙二年（公元年），重修县署正堂、仪门、谯楼、县狱等。清康熙三年（公元年）二月，因大雨，南门城墙坍塌26米，捐助修复。同年又修复土地堂、黄册库、青云楼、敬一亭、水心堂、慧庆院、马王庙、灵椿庙、营房等。清康熙四年（公元年），尽管南门渡船每年有额编维修费用，但仅能拨出十分之一，影响渡河往来。于是黄运启捐资造新船，并在河边立石，刻“利涉大川”四字。同年，又捐俸重建龚公祠、中亭等。清康熙五年（公元年），捐俸购县左蔡氏地建屋两楹，名文昌书院。另外没有纪年的有：重建旌善亭、新建讲堂（后名文曲宫）和平政台等。
图为清同治庚午绘制的县署全图
从以上事例统计，黄运启任新昌知县期间，共修复古建筑22栋（其中含崇文塔和平政桥），重建5栋，新建3栋，让一座历史古城的文脉得于延续，可谓功莫大焉。然而在清朝历次的《新昌县志》中却没有为其立传，直到了公元年，胡思敬才将其写入《盐乘》。黄运启始到新昌时，《盐乘》也描述了他当时所面临的状况“新昌土瘠而民懦，故多积逋。衙役横行，民畏之如虎。自顺治十一年免浮粮，而浮逋如故，义钧尤甚。”黄运启为官清廉，将自己所有的俸禄捐出，没有索取任何回报，他自称道：“余只一勺水累盐溪也。”这在新昌县历任知县中非常少见。他在新昌县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受其远祖黄福的“后乐”思想影响。与黄运启同科进士的邹度珙，在其《黄令君讲堂记》中赞道：“闻宜丰之黄侯者，东鲁名进士。先朝太保忠宣公之裔，真神君也。声誉籍甚。”文中列举出黄运启“十善”，极尽溢美之词。
分析黄运启在新昌县营建的项目，便可发现，不是一蹶而就，他短时间内的俸禄也无法支撑这些项目的庞大开支，而是通过捐俸、募资、拨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坚持了九年才得于完成。项目全部集中在县城及周边，除修复县署，改善官吏的办公环境外，黄运启着重于民生、课士、祭祀等项目上。如修复平政桥、城隍庙和造船南门渡等，是出于虑民疾苦；又如修复学宫、续建崇文塔、建造讲堂、文昌书院等，是为了励学成才；又如修复旌忠祠和旌善亭等，则是用于教化邑民。他通过“亲民”与“化民”两个措施，来达到其平心治邑和扭转民困等目的，因而争取到了上下民众的认可和称赞。另外，还做了两件让邑民同样称道的事。
一是重新编审户籍。因明末清初战乱，新昌县人口已发生变化，但仍按顺治九年编审在册的数量来徭赋。有的区域因人口增多的则人均徭赋就减少，而有的区域因人口减少则人均徭赋增多，各区域间由此纷争不休。黄运启在康熙二年（公元年）和六年（公元年），分别两次编审户籍，列出人口增减数量，并造册在案，按实际人口来徭赋，解决了这个矛盾。但黄运启没有进一步编审人口与田产的分配，接着又出现人均田产的问题，后被接任知县胡亦堂最终解决，漆嘉祉为此作《邑侯胡公编审碑记》。
二是编纂《新昌县志》。自明嘉靖十年（公元年）之后，新昌县历一百三十余年没有再续志。黄运启认为“如线之迹，将次湮沉，修明之举，俟等河清。业莅此邦，而山川封域、物产民风、政典官程、人文之故，不有仅存者识其由来。”于是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黄运启邀请邑绅漆嘉祉和毛逵等一同编纂《新昌县志》，并在清康熙乙巳年（公元年）告竣，史称“康熙乙巳志”。尽管篇幅不大，仅纂六卷，但开了清朝《新昌县志》的先河。此后历次修志均在此基础上增补而来，到乾隆壬子（公元年）修志时，蔚然达二十七卷之多。
《盐乘》道：“（黄运启）去后，民思念勿忘，合宋令甯麟并立一祠祀之，至今祭勿绝。”黄运启为新昌县城所做的一切已深入人心，直到民国初年，邑人还在祭祀他。其子黄在中，任钱塘知县时也政声卓著，崇祀杭州名宦祠。可见，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与其家学渊源和熏陶息息相关，并非拥有高等学历就能拥有。
然而，黄运启与其他各任知县数百年来为新昌县城辛苦所做的一切，于清咸丰十一年（公元年）化为灰烬。《盐乘》载：“咸丰辛酉之乱，全城焦土，而学宫岿然独存。”整个县城仅学宫一栋建筑完好，可见“辛酉之乱”何等惨烈。目前所存古建筑都是在此之后修复和重建起来的，至今才一百六十年左右的历史。
《盐乘》又道：“穆宗中兴，休养四十余年，元气尚未大复。光宣之交，朝廷用夷变夏，毁坛废试舍，尽夺义产充公。而殚资以营罪犯入监狱。老成退避强暴横行，忧国者早知其必醸大乱，以出自朝令无敢昌言。其实者天下事破坏则易，而补苴则难。”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引进西方治国方式，科举制度废除，所有与科举相关的田产均被充公，其场所皆改为西式学校，一千余年的儒学传统至此终结，导致传统文化开始势微，逐渐被世人漠视。尽管传统文化有其糟粕部分，但其精华部分却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之林的存在，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力和自强的根基，故目前中央领导近几年数次提倡加于保护。
综观新昌县城古建筑的历史，自新昌改名宜丰起，一百余年来，宜丰县城内的古建筑就一直走在消亡之路，犹如“弃儿”，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重视、呵护和修缮。公元年前，县署、仪门、谯楼、县狱等被焚，城墙等被拆。公元后，平政桥桥亭、宗祠、牌坊、城隍庙、学宫、寺观等逐步消失。而今新昌县城古建筑最终归零，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不再，不由让人惋惜和感叹！想起梁思成和林薇因俩夫妇，在面对无力保护北京古建筑时而痛心疾首、泪流满目。谁又会想到，数十年后，北京被拆的古建筑又原址重建。但不管怎么重建，目前而言，已失去了其历史文化的价值。
今年又是庚寅年。黄运启曾经顷力修复新昌县城古建筑，为赓续其文脉所付出的一切已过去了整整三百六十年，可是他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纪念和颂赞！《旧唐书魏徵传》中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郭沫若有《甲申三百年祭》，说的是以史为镜，避免重蹈崇祯帝和李自成失败的覆辙。笔者作《壬寅三百六十年颂》，则是以人为镜，通过称颂黄运启，试图唤醒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因为数百年来留存的古建筑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把历史文化当成“饰妆”，当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粉饰；当嫌弃的时候，却当垃圾一样扔掉，历史文化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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