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继秦汉以后的又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时期，一方面隋唐的统治者被儒家知识分子接受为汉族正统，平息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当权的疑虑和偏见，虽然陈寅恪先生多方证明“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但是隋唐的正史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另一方面，隋唐的统治者以强大的中央集权为后盾，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缓解了民族之间的剧烈冲突，如隋文帝称“普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唐太宗则说：“自古皆贵中华，残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若父母”。特别是唐太宗的民族观念在唐代前期得到贯彻。唐代兼容并蓄的民族政策，使胡人地位得到提升，许多“胡人”进入唐朝腹地，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胡文化，胡文化的大量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传统汉文化的发展，使得唐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出现了特别明显的胡化倾向。
加之唐朝国际交流的繁荣，使得唐代知识分子对于“夷狄”认识的范围进一步向中国周围更远的地方扩散，他们把当时传入的异国文化也视为胡文化。由于胡化倾向（包括当时佛教的兴盛）的日趋严重和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以儒学卫道士的身份出来呼吁继承传统，反对胡化。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论韩愈》一文中认为，韩愈的反佛和倡导古文运动都与安史之乱和胡化之风有关。
他写道：“因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是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占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萧等，与退之同辈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虽同有此种潜意识，然均不免认识未清晰，主张不彻底，是亦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绝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所言所行也。”正是因为当时“胡文化”和“汉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地位和其权威性。韩愈以其“道统论”开创了宋儒在剧烈的民族冲突中力图建立儒学“正统”，掌握文化发言权的努力。
北宋时期，科举的兴盛和统治者倡导以文人治国理念的实施，使得文人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加上当时民族冲突剧烈，使得汉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昂，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民族观念。如在政治、军事上的主战反妥协，在文化上一方面喜言《春秋》，如被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作《中国论》，欧阳修作《正统论》，胡安国作《春秋胡传》。
另一方面他们继承了韩愈在《原道》中所提到的道统传承观点“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来重建儒学新秩序，如张载说：“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死后，程颐在给他的墓志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道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想以此来强调宋政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而伴随着民族政权汉化程度的提高和军事上优势地位的突出，它们也不再安于文化上被当做“夷狄”歧视的现状，它们要求获得和自称为正统的宋王朝的平等、甚至是处尊的地位，有的甚至是自称正统“中国”，而将宋王朝贬为“夷狄”。所以有宋一朝，民族间军事上的冲突和文化上的冲突是同样的剧烈，并且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