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国家内部出现政治经济问题外交政策相对缓和
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状态的时候，外交政策往往也不同，这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体系，是内政影响外交的常见体现。当一个国家的执政集团，要下决心解决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时，外交上就趋向于求缓和，他们要创造外部的和缓环境，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举个例子，秦穆公为了改变本国经济、政治和思想建设的落后面貌，一再实行和好东邻晋国的外交政策。春秋后期晋国私卿势力渐大，政权出现分裂危机，他们因而对外疲于争霸，在外交战略上寻求与楚“弭兵”，通过平分霸权来创造北南和局。商鞅变法前期本着“国不强，不可以用兵”的原则避免对外关系的恶化等。因此国家执政集团，要用和平外交的努力，来避免外部事务对解决国内问题困扰。02政权稳定时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
当一个国家上下团结，政局稳定，内政情况良好时，外交上一般表现为积极的发展态势，或者采取措施克制战略敌手，或者伺机制服邻国，以发展扩张自己。几个霸主集团在创霸时期，例如三晋在初为诸侯时期，秦国在战国中后期等，其外交活动基本上都是这种积极的发展态势。03统治者与民众矛盾较深时，采用转移视线的外交策略
另一情况是，当国内民众与执政集矛盾极深，国家政权在国内面临倾覆危机时，执政集团往往找借口恶化与弱小国家的交往关系，动用国民的异国仇视心理，甚至通过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企图在一致对外的呼声中消融国内矛盾，减弱统治集团与下层民众的情绪对立。类似这样的案例，在春秋战国历史舞台上能找到很多，例如春秋初卫公子州呼与石厚谋杀卫桓公后，借兴兵伐郑来恶化对外关系。齐襄公曾与来齐会亲的鲁桓公夫人文姜产生感情，事发后派人谋杀了与文姜同行的鲁桓公。文姜是齐襄公的异母妹，此事在齐国纷纷传扬，议论难息，齐襄公为了扭转與论，遂决定在对外关系上大做文章，他认为“郑弑其君，卫逐其君，两件都是大题目”。于是诱拘了郑君子亹，将其车裂于齐国，不久攻灭了纪国，其后出兵护送被逐的卫惠公回国为君，这些行为确也起到了一些转换国内论的作用。在民怨沸起的情况下恶化某种对外关系，既能转移国内人的视线，扭转舆论议题，也便于借武功以显威，立威邻国，以挟制国内民众。04外交政策随着内政变化而变化
有时候春秋战国时期某一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本国内政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内政稳定，则其外交战略也相对稳定；而其内政不稳，尤其是其政局动荡多变，则其外交战略也反复多变。举个例子，晋国在城濮一战确立后的几十年中，内政相对稳定，其外交战略基本上是南抗楚国西摒秦国，东稳齐国，扶持吴国，联合宋鲁，争取郑卫，外交战略保持着较长时间的稳定，基本上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而城濮战前的几十年，晋国数易君主，政局动荡，光是对西邻秦国就时和时战，方针不定，外交政策变化极为频繁。在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外交情况也是这样。因为一种状况的内政需要一种状况的外交相适应，一种国家政局也必然产生出特定系统的敌友关系，内政和外交上的内在联系，客观地决定了二者稳定性和变动性上的大体一致。05在野集团与国外的特殊类型外交
另外，一个国家内部或明或暗地在野集团，如果有抢夺和独占国家权力核心的欲望，一般总是更多地寻求外国的支持，尤其是寻求与本国执政集团相对抗的大国的支持，他们总是积极谋求和国外势力的联系，甚至不惜作出某些利益上的许诺。因此这些集团和其他国家展开外交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极为特殊的外交活动，这在春秋战国历史舞台上也比较常见，但其划分类型比较特殊一些。如郑庄公的次子突以重之诺求助宋国，晋献公的儿子夷吾以河外五城许诺秦国，卫国上卿孙林父居戚邑附晋等，在野集团与国外的联系是国家内政问题所导致的一种特殊的对外交往。内政状况决定着外交活动的性质和内容，有着许多复杂的情形，以上只是介绍了当时几种较为常见的内政影响外交案例。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内政状况对外交活动的影响，表现出许多复杂的情形，这些复杂的情景一般决定于外交主体的利益追求、客观的情势需要和执政者的策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