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字演化逻辑，商代甲骨文是一种“系统的成熟文字”，之前就必然还有“较为系统的初熟文字”，由于商代之前是夏代，因此理论上说夏朝应该已有文字，甚至就如史书所说的夏朝已经使用文字写了《连山易》——《易经》三部曲之一。
然而，中国现代考古已有百年，涉及大江南北，却一直没有找到夏朝文字。那么，夏朝到底有没有文字呢？实际上，甲骨文早已给出答案，更重要的是，甲骨文或许也揭示了如今找不到夏朝文字的真正原因。
根据史记记载，商代祖先是帝喾之子“商契”，历经五帝与夏朝，传承14代之后到商汤时期。其中，从商契到商汤之间，司马迁记载了每一代传人，有名有姓。
《殷本纪》：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甲骨文出土之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得到印证。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根据甲骨文卜辞记载，考证出了帝喾（“高祖夒”，与帝俊应是同一人）、相土、冥、王亥、王恒、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
上述商代先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从王亥开始，商代先公名字中都有“天干”中的某一个字，学者称之为“日名制”——“X+十天干中某个字”。所谓“日名制”，就是十天一轮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甲日出生名字上就带“甲”字，庚日出生名字上就带“庚”字。显然，夏朝中期之后，商族人已经有了非常规范的起名规则，并且一直传承到了商末。
无独有偶，夏代16位帝王中，也有六个采用“日名制”起名。古文字专家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指出，前期的太康、仲康、少康实际就是大庚、中庚、少庚；夏朝后期，胤甲、孔甲、履癸（夏桀）.......这六位夏朝帝王也是采用“日名制”。
从夏商帝王起名上可见，“日名制”可能始于夏人，但夏人反复不定，后来传到了商部落，却在王亥之后被稳定地传承了下去。“日名制”的传承如何暂且不论，如此规范起名的背后，揭示的是当时必然已有文字。
商代先公生活在五帝与夏朝时期，他们有着非常规范的起名规则，并且名字都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无疑说明夏朝时期商代先公已有文字，否则如何记载10多代先人的名字与一些事迹？因此，夏朝时期的夏族人有没有文字缺乏足够的证据，但夏朝时期中国必然已有文字。
尽管无法证实夏族人是不是有文字，但从甲骨文来看，记载夏族文字的载体可能腐烂了，而不是夏族没有文字。
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有书籍。然而，无论殷墟还是其他商代遗址中，都没有挖出商代书册，那么商代到底有没有书册呢？
甲骨文中的“册”字（见下图），就是两道绳子编出的简册形象，这与战国竹简几乎一模一样。同时，甲骨文中的“书”字，是一支笔的形象；甲骨文中的“典”字，是双手捧着竹简的样子，本义是指具有典范价值的重要文献书籍；甲骨文中的“笔”字，是一只手握住一支“书”的形象，在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甲骨文上都有毛笔写字的痕迹。
商代时期，中国文字还没有定型，文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因此“册”、“典”、“书”、“笔”等文字形象地反映了商代已有竹简文书。
其实，甲骨文卜辞记录的是祭祀情况，并不涉及其他内容，而商代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管理着数十个诸侯国，还频繁调兵遣将发动战争，因此必然有着很多日常政务往来、军情报告、典册性文书等，这些东西应该就被写在了竹简上。
商代已有竹简文书，如今却找不到的原因，显然不是商代没有，而是在于竹简容易腐烂。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主要是战国之后的竹简，还没有挖出春秋中前期的竹简。前些年，挖掘汉代海昏侯墓葬时，发现里面的竹简就出现了严重腐烂。
由于商代重鬼神，有将祭祀文字刻在龟甲上的习俗，而夏代可能没有这一习俗，他们习惯将文字写在竹简、木块上，而竹简木块又容易腐烂，难以保存到今天，或许这才是如今找不到夏朝夏族文书的原因。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夏代已有青铜器，为何不在青铜器上刻字？
商代遗址考古中，有一个现象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