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科举制度建设，不仅建立了怎么考的制度，健全了考试规程，对后来的科举考试，具有示以准绳、框其趋向的作用。
而且对考什么，究竟是重经义还是重诗赋，也做了积极的探索。
在唐朝，明经和进士是最重要的考试科目。
虽然这两科的内容屡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明经着重帖经和墨义，进士侧重诗赋。
所谓的帖经，就是给出一行或几行经书中的文字，要求将其中故意隐缺的文字填上，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
所谓的墨义，也就是以书面的形式，简单直接地回答经义。
墨义答题的格式较为固定，以“对”开始，而以“谨对”结束。
如考试题目是：“‘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
这是《论语·宪问》第三十七段中孔子的一句话，考生要知道这里的七人，是指古代的七位隐逸之士，即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
所以标准答案就是：“对：七人：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簧、仪封人、楚狂接舆也。谨对。”
如果考生不知道答案，就答“对：未审。”
由于帖经和墨义考察的是记忆能力，只要熟读经典就能考中，录取的名额也多，往往是进士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得第颇为容易。
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意思是说明经中第容易，即便是30岁中第，也属于年老的了。相对而言，进士中第很困难，即便50岁中第，也尚属年轻。
虽然唐朝的“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但应举之人，往往搜章摘句，“只念经疏，不会经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如同会说话的鹦鹉一般。
因而全社会上上下下，都颇为轻贱明经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士科考察的是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学才能，为时人所看重。
《唐国史补》中记载：“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义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
时俗所尚，众望所归，也使得一些饱学之士、英发才俊只应此科，这就使得进士科在当时众多的科目中，得以脱颖而出，一骑绝尘。
所以当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之说。
随着唐朝历史的发展，进士科日渐显贵，而明经科则日趋沉沦。
宋朝承袭唐朝的发展路向，最初也是趋重诗赋、崇尚进士科，鄙薄记诵、冷落明经科。
宋朝常科的考试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和明法等。
进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统称诸科。
由科目名称的变化，就可见明经科已经不能与进士科相比伦。
以擅诗赋中进士之后，往往升迁迅速，位至通显。进士及第即一等的进士，大多数都可以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而明经科的遭遇，则每况愈下。
流风所及，以至于：
“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其取厌薄如此。”（《朱子语类》）
进士和明经在科考之初的礼遇，就已经有天壤之别。
然而，经术毕竟是“王化之本”“致治之源”，熟读经书、通晓经义是传统士人的天职，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改变重文学、轻经术的社会风习，在科举考试中，强化六艺，“责治道之大体”，淡化诗赋，“舍声病之小痴”，一直为众多恪守正统观念的人士所呐喊和倡导。
北宋时期的几次变法，都包括了对这种社会风习的移易和矫治。
宋神宗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提出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精贡举”。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中记载的他的言论，在他看来，六经才是治国治人之道：
“而国家乃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这样就决然选择不到经国济民之才，即便选择到了所谓的人才也建树不了经国济民之业。
为此，他在要求各地学校延请“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的同时，又建议改革取士之法。
“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
庆历四年推行的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做了新的规定。
省试分策、论、诗赋三场，改变了过去先诗赋后策论的顺序，以突出策论的地位，加强策论的重要性。
废除帖经和墨义的考试形式，举子有通晓儒家经典愿对大义的，则考试经典大义十道。
在这同时，新政还规定：士人必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州县的“发解试”；废除密封誊录试卷，由各级学校各地方官员保证举子的学历和操行。
这些做法，势必使权势、贿赂、私情和个人喜好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回到“通榜”乃至察举的老路上去，动摇宋朝初年一系列以公正、公平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因而引起了众多的反对。不到一年，新政大臣纷纷调离朝廷，包括科考内容在内的全部新政被废除，先诗赋后策论的做法复旧。
在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比较之后，在科举科目方面，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科举只设立进士科，原来的诸科都并入进士科，罢除诗赋、帖经、墨义，改用大义、论、策取士。每个考生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此外还要兼治《论语》《孟子》。所选治的一经称大经，兼治的《论语》和《孟子》称为兼经。每试四场，第一场试大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试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礼部试策，增二道即五道。殿试也一改以前试诗、赋、论三题的做法，只试策一道。
虽然包括明经在内的诸科，这时都纳入到了进士科，考试的科目，只有单一的进士科，但此进士已非彼进士。
考试大义或经义，就是从儒家经典原文中，摘出句子或段落作为题目，要求考生作文阐发其中的的义理。
这种形式与“论”相似，但“论”出题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而及于史书和诸子，经义出题的范围，则严格限定在儒家经典的范围之内。
既要通晓经义，表述也要有文采，两者兼备才算合格，与明经科考试墨义，只是粗解章句完全不同。
经义的格式发展到南宋后期，已经比较固定，成为元明时期八比文和八股文的滥觞。
宋神宗之后，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开始“元祜更化”。
作为王安石最坚定政敌的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几乎所有的新法，但保留了科举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他看来，取士应当先看一个人的德行如何，而后再看他的文学怎样；即便单纯就文学而言，也应该首先着眼经术，其次才是文采。
他认为废罢赋、诗以及经学诸科，是“革历代之积弊”，专以经义和论策试进士，则是“复先王之令典”，是“百世不易之法”。
但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派，极力主张恢复诗赋取士。
在这种压力下，最后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元祜四年，正式分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
诗赋进士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选择一经。
第一场试所选习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试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首，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
而经义进士，则必须选择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传》为大经。
《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
《左传》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可以选择二大经，但不得选择两中经。
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一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一道。
第三、四场如诗赋进士一样试论和策。
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高下，则参照策、论综合评定。
哲宗亲政后，开始“绍圣绍述”，废除了司马光的做法，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在此之后，“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祜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
争论尽管激烈，但是否恢复诗赋取士，朝廷一直是议而不决，直至亡国也没有结果。
南宋初建，很快就设立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但不久之后，一度又合并两科为一科。
这样分合无常，令考生不知所从，无有定向，颇多不便。
绍兴末年，朝廷议定复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并“永为成宪”，直与赵宋王朝相终了。
可见，宋朝科举考试的内容，—直处在摸索过程之中。
《宋史》中记载：“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
经义与诗赋的分合，与时变化，重经义还是重诗赋，因势消长。
在中国科举史上，总体而言前期重文学，后期重经术。
宋朝的探索之路，精彩地呈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其中的几次科举改革，则是实现这一转型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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