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佳酒渣鼻医院 https://m-mip.39.net/fk/mip_8590068.html春秋經是一部神奇的經典，孔子用“春秋筆法”，在一個極度混亂的現實世界中，開創了一個高度文明的新世界。而這個高度文明的新世界，就是王道之治。然而須知，春秋經視野下的王道之治並不一定是人們普遍以爲的太平之治。因爲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對王道的追求目標是有所不同的。如果在亂世奢求直通太平之治，那結果衹能是以另一種人爲的亂來代替舊亂。因此，在春秋經中，王道之治是與時俱進的時中智慧，不僅可以致太平，在非太平之世特別是亂世尤其需要行王道。因此，根據所處時代世道的不同，王道之治分別表現爲三種面向：“亂世”王道之治、“治世”王道之治、“聖世”王道之治。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有著相應不同的王道表現。三種王道之治的形態，同時表現在春秋經上。然而，春秋經是在亂世的廢墟上來書寫的，不善讀春秋者，以爲春秋所記載的，不過是“斷爛朝報”（殘缺的政事簡報）而已，或者僅僅是一些亂世形態，不值得一讀。善於讀春秋者，熟悉春秋筆法，可以讀出春秋經的“治世”來。如果能進一步體會孔子王心，便能讀出春秋經的“聖世”來，達到讀春秋經的最上等水平。“亂世”怎麼可能有王道之治？這正是聖人“知其不可而爲之”之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這樣的時代已經是不可救藥了。然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就是能在滔滔洪流中樹起中流砥柱，繫天下於旣傾，拯救生民。孔子作春秋，在無數的亂端之中立下“元年春王正月”，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中流砥柱，一舉制亂，而使亂臣賊子懼。具體到“亂世”的王道之治，大端有兩個方面，一是尊王，二是收族。能做到這兩個方面，卽使是處於亂世之中，便是有王道。因此，在春秋經所處的時代現實中，雖然周天子已不稱職，然而春秋經仍然以王禮尊之，體現尊王之義。所謂收族，就是維繫宗族。春秋經中的收族，體現爲維繫華夏百姓宗族。春秋經的收族，是通過齊桓公、晉文公義行伯主而體現的。僖公二年，經：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貫澤之會，是齊桓公伯業的極致，諸侯群至，卽使是地處偏遠的江國與黃國也不遠千里而來。齊桓公以伯業尊周室，收中國百姓之族，這正是春秋經“亂世”下的王道之治。在亂世之中，尊王而收族，是孔子在春秋時期的現實中一直期待的，並爲此深深寄予厚望。因此，當齊桓公伯業衰，孔子一度悲傷。而當晉文公復起時，孔子的興奮之情在春秋經中躍然紙上。僖公二十有八年，經：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晉文公初爲伯業，首先執罪人曹伯。依春秋經正常的書寫，此條應該用月例（記錄月份，不記日期），而用日例（詳細記錄日期），正是因爲孔子在齊桓公之後又得見伯主興起，因喜而用日例詳細記錄。孔子在亂世之中，汲汲於王道之情，於此展露無遺。知及於此，便可以理解孔子何以欲往公山弗擾、佛肸。亂世之所以亂，是因爲無統。春秋經以王道治亂世，尊王而收族，這就是“亂世”王道之治。君子恆懷王道之志，不以時變而遷，死而後已，誰又能說亂世無王道呢？春秋經記錄了二百四十二年的事件，時間之長，跨度之大，紛繁複雜，唯聖人能撥雲見日，推見至隱，總括亂端而理之於一。雖然有無數侵伐戰亂、弒君篡權、滅國兼併的亂象，然而經過孔子以王心筆削編修，整部春秋經便呈現爲一部治理亂世的大法典，這就是王道之治的第二面向——“治世”王道之治。“治世”王道之治是通過春秋筆法來體現的，因此，熟悉了春秋筆法，就可以發現春秋經處處表現爲“治世”的特徵，隆禮而重法。誠如荀子所言：“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執政者能秉持王道，推崇法治，行以公正，雖然未必盡善盡美，然而不可以視之非王道。春秋經首先樹立了一整套王法體系，以“元年春王正月”所體現的大一統爲最高憲則，而有法可依。因此，春秋經的“治世”面向就是有法度，通過法度來貫徹王道王法，使得遵行王道王法者可以得到褒進，而違背王道王法者要受到相應的貶黜甚至誅絕。而無論是褒進還是貶黜、誅絕，在春秋經中都是通過春秋筆法來實現的。所謂的春秋筆法，是指諱、譏、貶、絕、賢、褒的書寫方法，以及日、月、時條例的敘事方式，從而來表達王道應當如何，不當如何。具體的春秋筆法是如何運用的，需要細心閱讀何邵公所注的春秋公羊傳。概略地說，春秋筆法中的諱、譏、貶、絕就是在王道之治下，對於非道非法之事所採取的糾正、治理措施；而賢、褒則是王道所表彰的行爲。而日、月、時例，是對親疏、遠近，以及輕重、詳略的書寫方式，從而體現恩情有大小，善惡有深淺。因此，春秋經的書寫是情理兼備的。春秋經書寫於禮崩樂壞的黑暗時代，然而，孔子以王心注入書寫之中，使得冷冰冰的現實中，充滿了溫情，貫通以恩情，從而激發人們追求光明的希望。因此，蔣先生稱春秋經是在黑暗時代樹立歷史信仰，在歷史信仰中指明希望的經書。而春秋經所指明的方向，就是王道之治。如何實現王道之治，春秋經給出了具有高度實踐性的方法與路徑。孔子身處春秋時代，走徧天下諸侯各國，親眼所見禮崩樂壞的亂象，親身經歷民生凋敝的亂世，然而上至王室下至諸侯，爲政者囂囂然“不知所以裁之”，天下盡弄於頑劣之手。不得已，孔子才退而求其次，以作春秋的方式，對當時的亂狀一一裁斷，開出對癥下藥的治理方案。嚴格來說，孔子所作的春秋不能視爲著作，因爲孔子不僅深明於二帝三王之道，并且有著豐富的現實從政經驗，而且長期周遊列國，深知空言理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以作春秋的方式也是“述而不作”（述先王之道而不臆造，改制不改道）。於是派弟子們找到當時史官所記錄的史記文書，一一展開，以最高大法官的態度，對當時天子、諸侯、大夫們的所作所爲一一加以裁斷，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春秋經。因此，春秋經其實是一部“大司寇決獄”（按今天的通俗說法就是“大法官裁決”）的記錄，而不可以當史書來看。正是因爲如此，在春秋筆法下的春秋經，並不是書面性的，也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實實在在表現爲現實性、治世性的。春秋經的“治世”面向，就表現爲以“春秋決獄”來實現王道之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蔣先生說，春秋是對歷史的審判。春秋經正是通過對黑暗無道、禮崩樂壞的大審判，從而撥亂反正，開創出王道之治。春秋經所審判的對象，是禮崩樂壞過程中應當負全部責任的天子、諸侯、大夫這些不作爲的爲政者。天不言，民難知，爲政者處在天地交泰中樞位置，其使命就是保守王道。因此，爲政者能守王法，就可以通達三才，襄助天地交泰而養致萬物生生。而如果爲政者變亂王法，就會導致天地否閉，民生不遂。因此，春秋經雖然是通過對天子、諸侯、大夫們無道行爲的大審判，卻不是對爲政者的排棄，而是以此強調君臣之義是如斯之重，從而“責備賢者”。春秋經以王心大力，喚醒天下良知，興起賢達，主忠信而徙義，“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從這樣的視角來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出場的天子、諸侯、大夫們，就可轉而成爲“治世”下的賢者。這就是春秋經扭轉乾坤、“責備賢者”的深義所在。那麼，春秋經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人世間最溫暖的莫過於溫情，最溫情的莫過於親親。孔子正是以親親之道，貫通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化腐朽爲神奇。作爲春秋時期的當世人，孔子雖然對世道之黑暗痛心疾首，然而始終是充滿深情的。因此，孔子移情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將二百四十二年所發生的事看作是自家之事。對於自己以及父親所經歷的時期，也就是昭公、定公、哀公時期，看作是所見世（親眼所見），以深厚的恩情待之。期間凡是有大夫去世的，無論是有罪還是無罪，都要詳細記下來（詳細記錄其去世的日期），就像對自己的家人一樣，不離不棄。對於祖父所經歷的時期，也就是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時期，看作是所聞世（直接聽聞），恩情有所減淡。期間大夫去世的，無罪者詳細記錄，有罪者粗略記錄（不記日期）。而對於高祖、曾祖時期所發生的事，看作是所傳聞世（由祖輩傳說下來），因時間久遠而恩情變淡。期間有大夫去世的，不管有罪無罪，一律粗略記錄。孔子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將充滿深情的親親之道用之於春秋“罪人”，從而喚醒良知。因此，我們所看到的春秋，是世道愈亂（春秋從開始的魯隱公時期到孔子所處的定公、哀公時期，越來越亂），而孔子所灌注的王心摯情也越深，所表現出的“文治”也就越明顯。整部春秋就是孔子用親親之道，將王者“文治”加在現實的亂世之上，呈現出“世愈亂而文愈治”的景象。因此，所見世又爲太平世，所聞世又爲升平世，所傳聞世又爲據亂世。這，就是春秋經“治世”的“至德要道”。隱公元年，經：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條所記錄的，就是孔子託爲曾祖時期的事，對大夫去世衹作粗略的記錄（不記日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所見、所聞、所傳聞，正是以孔子爲主人，服事五世，而有所區別對待。辭，是裁斷之辭，決獄之辭。“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三世恩情及治法不同，所下的斷辭也不同，這是對整部春秋經筆法的概括。春風化雨，暴則難濟。春秋經在追求王道的過程中，深惡武力，而堅持“修文德以來之”。在落實治道的過程中，同樣是以溫情化人，耐心而不激進。在實現春秋經的“治世”過程中，擔任大司寇的孔子，是充滿著深厚溫情的濟世者，是“必也使無訟乎”的大法官，更是開啟萬世太平的聖王。“治世”需要公義，而公義僅僅靠自上而下的裁決手段來維護是不足的。因此，春秋經同時提倡自下而上的舉義，以在上失法守之時，公義能得到維護。隱公十有一年，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隱公被桓公弒，而無人討賊，春秋經以不臣不子之罪討責魯國眾大夫。在有明天子的情況下，一旦有弒君情況發生，可以訴諸天子，以誅罪人。而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情況下，當君弒發生，無望於天子方伯，便需要責成臣子討賊。君弒是非常嚴重的特殊情況。而在其他違背公義的情況下，同樣需要由國人舉義行之。在論語中，冉有幫助季氏行聚斂之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在春秋經中，也有鳴鼓而攻之。莊公二十有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食之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春秋經借日食以說明“求乎陰之道”。所謂“求乎陰之道”，就是當處於陰位者專擅無道時，對陰進行聲討是合乎道義的，可以鳴鼓而攻之。日爲陽，月爲陰。日食的發生，是因爲月亮遮蔽了太陽，是陰犯陽，所以可以求乎陰。而社是土地之主，與月同屬陰，因此就在社鳴鼓而攻之。這就是說，當陰犯陽時，可以“求乎陰”，鳴鼓而攻之。君爲陽，臣爲陰。當臣犯君時，就需要“求乎陰之道”，鳴鼓而攻之。而當執政之臣有其他悖亂王道王法的行爲時，同樣也可以鳴鼓而攻之。春秋經鼓勵不畏強禦，認爲求乎陰之道是落實王道的必然要求。當陰犯陽、臣犯君、子犯父母時，以及當在位執政者悖亂王法時，國人皆可以鳴鼓而攻之。董子對此有著清晰的闡述：“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指的就是日食時鼓用牲于社。出天王不爲不尊上，是指周襄王不能孝敬其母，春秋經認爲其母可以廢之，事在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條。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指的是輒拒其父蒯瞆的事。蒯瞆是衛靈公之子，不孝，衛靈公因此驅逐蒯瞆，而命立蒯瞆的兒子輒爲君。衛靈公去世後，蒯瞆意圖返回衛國奪取君位，春秋經認爲輒可以拒絕其父親。事在哀公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條。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指的是莊公之母謀劃參與弒桓公，春秋經認爲莊公應當與其母斷絕關係，事在莊公元年“夫人孫于齊”條。因此，在面對違背王法、破壞王道的行爲時，人人都應該不畏強禦，“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這是“治世”得以實現公正的必然要求。因此，當冉求幫助無道的季氏聚斂時，孔子鼓勵鳴鼓而攻之。“治世”的表徵與衡量標準是公正、公義。當公正公義可以在國家社會方方面面得到實行時，這樣的國家社會往往會被稱爲好國家好社會。然而，王道之治不可止步於此，春秋經更有極致的追述，這就“聖世”王道之治。“聖世”的衡量標準是中正。春秋經的“聖世”，是世風淳厚，上習於禮樂，下好是懿德，處處行之自然，一切都合乎中正。這就是孝經所說的“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道。宣公十有五年，經：初稅畝。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這裡所寫的“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就是“聖世”的表現。“聖世”的運行規則，就是“什一而藉”。什一，是十分之一的意思，就是爲政者取於民的所得，維持在十分之一。什一之數，是兼顧行禮樂與厚民生的中數。不能多於什一，也不可以少於什一。多過十分之一，就是桀紂之行，就容易流入淫侈，逐漸喪失厚生之道。少過十分之一，就不可以維持禮樂，就會墜入蠻夷之境。多乎什一，寡乎什一，都會導致敗亂，所以什一就是中。而“藉”，就是正。合起來，“什一而藉”，就是中正。藉的本義是祭祀時用來承放祭品的草墊，以表示恭敬。易經說的“藉用白茅”就是這個意思。“什一而藉”之“藉”，就是說爲政者應當恭敬於所取於民者，也就是所孔子說的“使民如承大祭”。什一而藉的實施原則，是與民同甘共苦，民收入多的年份，官按什一而收，也相應多；民收入少的年份，官按什一而收，也相應少。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把官與民結合爲一體，而且可以做到上下同風共貫。什一而藉的具體做法，在古代是以井田制的方法來操作的。井田制有兩種，一種是把公田與私田混編在一起，每組有田九百畝（周代的單位），其中公田一百畝，私田八百畝。每組有八家，每家耕種一百畝私田，而公田則由八家負責共同耕種。官方從公田獲得收成，民從私田獲得收成。另一種是不設公田，每組的九百畝全由民來耕種，分配給九家，在收成的時候，官方從每家的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由於每組九百畝田共用一井，所以叫做井田制。兩種方法都可以實現官民同利，上下同氣，又互不侵犯。而在宣公十五年的時候，魯國採用按畝征稅的方法，也就是不論民田一年收成多少，衹要你有多少畝地，就得交多少稅，這明顯不厚道，加重了民的負擔。這樣的情況，年成好的時候還好點，年成不好的時候，有可能一年的收入就得大半交給官方。這就是“多乎什一，大桀小桀”的桀紂之道了。所以春秋經在這條記錄中，對魯國的政策給予嚴厲的批評。井田制不僅僅是對官民收入方式的一種設計，更是一種深厚的社會制度。何邵公在註解中詳細記錄了井田制的做法，包括六個方面：一是制民之產的詳細方法。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施行王道的第一步，就是制民之產，使民生計有保障。制民之產，在古代的做法就是合理分配耕田。二是車賦出於井田，也就是十井（八十家）負責出一輛兵車。這種車賦制度，是在厚民生的同時來彊國家，也就是民富國彊之道。三是依井田設學校，教化行於鄉里，民皆以孝悌行。四是供用度，民在農忙結束後共同織布縫衣。五是通情志，同井之民有衣食、婚姻、或者其他方面的困難，或者受到不公待遇，可以聚在一起以詩歌的方式進行自由表達。六是選士，天子所用的士人都從井田鄉里一層層經過教育來選拔，從而保證官出於民而不遠民。井田制是以厚民生爲基礎的一種社會制度，從堯舜到夏商周的聖世，都通行井田制。聖賢之道，所追求的制度也是井田制。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謂均，就是按井田制度來制民之產，從而使民有恆產，有恆產就會安心。這樣，卽使收成不多（寡）也不用擔心，因收成不多導致的貧困也不用擔心。而“和無寡”的“和”，指自天子至於庶人，都能在井田制中各自做好本分事務，從上到下像琴瑟和鳴一樣共同來維護井田制度。井田制的盛況，在詩經中的多篇詩中都可以看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豳風·七月」，以及小雅的「甫田」和「大田」兩篇。大田大田多稼，旣種旣戒。旣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旣庭且碩，曾孫是若。旣方旣皁，旣堅旣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稺，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這首詩描寫了井田制之下，政教和詣的“聖世”景象。詩名“大田”，就是說民皆有田產，以此爲“聖世”之大。全詩描繪了從準備耕種到收穫祭祀的生活場景，其樂融融。詩中“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講的，是在收割莊稼時，家家都要遺留一些穀穗在田中，以讓缺少勞力的寡婦能來撿拾。由此可見井田制的淳厚風俗。井田制行，則太平歌頌之聲行於廟堂，神人和暢，因此何邵公稱之爲“帝王之高致也”。而這樣的“聖世”王道之治就必須建立在禮樂之上，需要通過制禮作樂來達成。在體現周公之道的詩經中，爲我們提供了制禮作樂的思路。而對“聖世”的繼承保守之道，則存於孝經之中。無論是行之於“亂世”的王道之治，還是行之於“治世”的王道之治，乃至行之於“聖世”的王道之治，都是君子以時中而行王道的表現。孔子用一部春秋經，以三維的方式爲我們同時展現了三種時代背景下的王道之治，用心深詳而備。而三種王道形態，也同時指明了復古更化的方向。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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