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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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叔导读:虽然隔着千年干枯的时光,太史公的文字,依然裹挟着热气腾腾的气息,还原着惊心动魄的镜头,将我的思维带入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现场。从故事到政事,从人物到命运,字里行间无不翻涌、激荡着情感的波涛。研究中国历史,必以《史记》为宗。倒不是说《史记》里的所有记载都准确可信,这是任何史书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后来的史书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太史令。司马迁,字子长,西汉龙门夏阳人,即今天的陕西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年,卒年不可考。他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活动在汉武帝时期。他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学识广博,深通天文历算,喜黄老之学,立志以继《春秋》修史为己任,这些都给司马迁以很深的影响。司马迁十岁随父到长安后,开始学习古文书传,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访寻古迹,采集传说,了解风土,接触各方人物。人生的转折点,就在那场宫刑风波。对于司马迁遭受变故历史上的说法是各有不同,但是比较普遍的还是因为李陵攻打匈奴,但是因为匈奴人数多于李陵所带领的军队,在加上李陵多日作战,虽斩杀了一万匈奴,但是由于后备军没能及时赶来,粮草也急需补给,最后还是兵败于此,成为匈奴的俘虏。所有的大臣都在奉承皇帝,终日看着他的脸色,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将之前日日夸赞李陵的话改成虚伪小人。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肯定有他的想法,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李广利在战场上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他取得一些胜利后,就遭遇大败,损失了六七成的军队。李广利这样的沉重损失,就显得李陵更加英勇了!李陵是主动请战偏师,而李广利是汉武帝安排的主力,结果二人表现却是截然相反的。越是把李广利和李陵相提并论,就会越体现汉武帝的用人失当。而我们的太史令司马迁就是在做这样危险的事!不久,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以宫刑。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抛开个人身体折磨和精神压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写作之中。那时候,判了死刑,未必就一定真会死。《汉书·武帝纪》有记载:太初四年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啥意思呢?就是说有钱就可以免死!而发布这条命令,就是在司马迁替李陵辩解之前的两三年。所以说,此时司马迁完全可以遵循这道命令,交钱就可免死。可惜的是,最终结果我们知道了,他受的是宫刑,交钱和交命根子,都可以免死。那么司马迁为何不交钱呢?我们只能认为,他家里穷,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当时他在朝中的职位是太史令,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起草文书,记载史实,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俸禄一年只有六百石。所以说,司马迁再如何凑也是凑不出来这五十万钱的。公元前91年,旷世名著《史记》经过司马迁13年的艰苦写作,终于全书完成。共有篇,52万余字。《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年),共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历史事件真实记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对此勃然大怒,将《史记》手稿付之一炬。因而,读《史记》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打开悲愤激昂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总有一种感觉:司马迁笔下的文字,和贝多芬指下黑白分明的琴键异曲同音,那情感、气势、力量,像奔涌的潮水,直抵肺腑。每每文终,我仍心潮澎湃,想起陈元帅笔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坚强与刚毅,想起空谷幽兰袅袅不绝、孤芳自赏的王者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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