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乱悠悠。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社会急剧动荡，政治错综复杂，外交风云变幻，周天子政令难行，诸侯间攻伐不断，大小战事此起彼伏，怎么会不乱呢？但是，不同于其他乱世的满目疮痍，春秋战国是一个乱中有序的时代，庙堂筹谋不失礼仪，金戈铁马不失文明。透过盘根错节，透过纵横捭阖，透过硝烟弥漫，我们看到了礼，看到了仁，看到了忠、看到了义，看到了好整以暇的勇者、雍容优雅的君子，看到了口若悬河的策士、铁骨铮铮的谏臣，也看到了虚心奋发、百折不饶的君主。一如我们的青春期，春秋战国是朦胧的，寄存于我们遥远的记忆中；是单纯的、躁动的，变数中酝育着勃勃生机；也是血性的、挥洒自如的，充满憧憬，活力四射，爱好竞争，喜欢超越。当我们回首望去，才发现这个时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炫彩时代、魅力时代、光荣时代，是我们文明的根系之所在。因为青春，所以自由，各国人才自由流动，空前的思想解放，流派纷呈，学术文化震撼古今。因为青春，所以开放，旧的制度趋于崩解，图变、图新、图强成为列国的共识。因为青春，所以灿烂，诸子百家竞相风流，名士宿将纵横捭阖，留下无数令后世传诵的故事。这个青春的时代孕育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韩非子，也属于齐桓公、晋文公、赵武灵王、秦昭襄王，这是曹刿、专诸、豫让、荆轲的时代，也是屈原的时代，西施的时代！正是这个青春期的锻打，锻造了炎黄子孙蓬勃奋发的性格，铸就了中华儿女不屈不饶的魂魄，构筑了中华文明包容万物的基因，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正是这个青春期的磨砺，为我们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力量，使得我们中华文明不为时间所腐蚀，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支沿袭至今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所以相较于世界上其他的太多国家，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可以随手翻开一本两三千年前的著作，与古时的贤达隔空对话，读一段家国兴衰，诵一段微言大义，品一段儿女情长。春秋时期，五霸争雄，战国之际，七雄并立，大国纵横，小国腾挪，或夹缝求生，或左右逢源，与当今国际社会颇为近似，而且有着本质的统一性，“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拥有历史这面大镜子，所以我们能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看清自己。东周，起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年）大周东迁洛邑，结束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年），周国为秦所灭，九鼎被夺。共传25王，历时年。“东周分两半”，即春秋和战国。两者的划分是人为的，划分的依据与周天子的共主地位的丧失、战争主题的改变、礼乐制度的崩溃相关。春秋时代是以争霸战争为主题，任何战争或多或少要打着维护周天子、维护礼仪的旗号，对于“礼仪”虽不能遵而行之，至少也做到了言而顾之；到战国时代，周天子已经完全丧失了从制度到文化上的共主地位，所谓“礼仪”，早已舍而弃之，诸侯以利为尊，战争主题也变成了兼并战争。两者都是因书而得名。“春秋”原本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鲁国史官们共同的心血，他们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命名为“春秋”。孔子晚年时以私人身份将《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的历史，注入自己的政治思想理念，成为了儒家经典之一。孔子所著写的《春秋》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后世史学家便以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称之为“春秋”。“战国”则因西汉刘向主编的《战国策》而得名。正因为春秋战国完全是人为地划分，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划分之法。主流学者认为春秋起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年），终于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年），战国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秦国统一六国为止。这是根据传统的以君主即位时间作为某个时代起止的划分之法。第二种是按照战国七雄实际形成时间为时间点进行划分。公元前年，周威烈王册命韩氏、赵氏、魏氏位列诸侯，三家分晋，战国起始，因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周礼崩坏，群雄竞逐。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晋国三分已定，七雄并立局面已经形成，应该以此为战国的起始。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以孔子《春秋》绝笔时间公元前年或者《左传》记事终结的公元前年为分界。各种划分之法都有其道理，也都有其缺陷，但不管是哪一种，战国时代都是以秦国统一六国为结束年份的，从春秋伊始至战国结束历时年，而此时，东周已经灭亡三十五年了，也就是说，“东周”与“春秋战国”这两个时间段并不完全对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两者统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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