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春喜，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吴博群，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摘要：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当时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关键词：宋代；《春秋》；史论体咏史诗；历史文本
史论体咏史诗是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主要采取议论手法评论、反思历史的一种咏史类型。这类诗歌中晚唐时期产生[1]，宋代在宋型文化精神的浸润影响下，创作颇为繁盛。由于史论体咏史诗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历史认知，而士人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又深受《春秋》学影响，所以要深入把握宋代史论体咏史诗必须考虑《春秋》学的影响。
一、宋代《春秋》学与取法《春秋》
的历史文本的书写原则
宋初，统治者认识到要解决晚唐五代以来的割据篡乱问题，有效稳固统治，除了实施收兵权、强禁军等政治军事措施外，在思想文化上，也需“化成于人文”[2]，使人们坚守伦理秩序，逐渐走向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的精神自觉。在此情况下，宋代开启了以儒为本的国家文治策略，注重整理相关典籍，科试在承续诗赋取士的基础上增加了经史内容，设置五经、三史、三传、明经等科目。多项举措共同实施推动士人加强经史典籍学习，探寻资政之道，维护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宋初学风承续了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科举对经史内容的考核主要采取墨义、帖经形式，重在考查士子的忆诵能力，这种学风与考核方式容易导致士子思想僵化，使其不能很好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状况有违于统治者以文治国的初衷。庆历三年（），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就明确指出该问题：“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3]每一时代都有立足自身现实的政治文化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代社会政治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而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统治者要把文治策略贯彻到实处，必须打破章句注疏之学的限制，重释经典文本，建构宋代文化知识谱系。对此，陈舜俞云：“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天下国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从之，非以华言单辞、殊指奥义为无益之学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也……《春秋》有褒贬，褒贬者赏罚之用也。”“君子所贵乎道者，以其济于用也。呜呼！圣人没，燔于秦，专门于汉，下至晋宋齐梁魏隋唐之间，人知训诂而不知经，断析其言而不顾理，散而为章句，窃而为进取之术，君子不以为成德，小人假以文奸言，甚哉，生民不见六经之用久矣，天下国家安治乎！”[4]由陈氏所论可知，在文治策略下，打破传统的章句训诂之风，真正发挥以《春秋》为代表的“六经之用”，已经成为宋代知识界重点考量的问题。
为适应这种文化要求，自仁宗时代，孙复、刘敞等有识之士开始重释儒经文本。就诸经而言，《春秋》以历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