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关于“始隐”问题的讨论一直未曾中断，或浅显或深刻的见解层出不穷，或新奇或犀利的言论也屡见不鲜。似乎每种答案都能从古代文献器物和礼乐制度中找到理论依据，但似乎每种答案也都只是浮于表面的猜测，根本经不起严肃的推敲，这就使得这场论战终究还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尤其是当我们将立论的根本，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假设彻底否定之后，所有的争论似乎也都如空中楼阁一般，显得过于浮夸了。苏轼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既然穷究义理无法找到实在的解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变换一个角度，跳出这个问题本身去寻找解答呢？答案是，可以的。解答问题的关键，就隐藏在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本书里，这本书就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的纪年方式按照晋代人的描述，《竹书纪年》是一部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书，全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直到战国中期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事件。晋人在整理这些竹简的时候，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划分为五帝纪、夏纪、殷纪、周纪、晋纪、魏纪六个部分。这其中涉及到周朝的有三个部分：平王东迁之前，使用周王朝的纪年方式，因此称为周纪；东迁之后使用晋国纪年，被称为晋纪；三晋被册封为诸侯之后又采取魏国纪年，这部分便是魏纪。也就是说，魏国编订的史书没有一直沿用周王室的纪年方式，而是在平王东迁和三家分晋的重要节点上，先后改用了晋国和魏国的纪年。对于执守儒家正统观念的宋代人看来，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大事，因此在他们所引用的《竹书纪年》文本中，已经开始有意地将晋纪和魏纪的内容，全都替换成了周王朝纪年。后来流传的《今本竹书纪年》大体上也是沿用了这个思路。如今的我们没有了儒家正统的包袱，对于史书中变换纪年的做法自然也不会太在意。不过在这里，我们也不妨去较个真，也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威信财：青铜、玉器与汉字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有过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一书中，平势隆郎提出，《竹书纪年》的原型是晋国的史书，但是书中关于西周以前的记述，包括涉及到的五帝纪、夏纪、殷纪、周纪的部分，是在两周之际的混乱时期传入晋国的。在此之前，晋国的历史全靠口传心授，并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文字记录，自然也就没有记录历史的传统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西周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是青铜器，而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又是一项门槛很高、难度极大且耗资甚巨的工作，是被周王室独占的尖端技术，寻常诸侯国根本无力，也无心去染指。平王东迁之后，王室陷入了混乱，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而诸侯却趁机崛起、实力猛增，这项技术才开始随着工匠的流散逐渐向外传播。在书中其他部分的讨论中，平势隆郎还讨论了一个概念，叫做“威信财”。这是一个日语词汇，中文还没有对应的翻译，有的时候勉强译作礼器，或者“威望物”。常见的威信财包括青铜器和玉器，这些都是古代神权国家用以沟通天人的特殊媒介，是承担祭祀的核心功能并维持政治权利的重要工具。平势隆郎并没有将汉字与“威信财”这个概念挂钩，但是在我看来，远古时期的汉字，与承载它的青铜器或者甲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汉字的流变历程按照现在的考古成果，汉字最早应该起源于商王朝。最早的汉字是被刻在甲骨上或者青铜礼器上，因此被称为甲骨文、金文。其功能主要是用以占卜或者祭祀，是沟通天人的媒介——甲骨文是为了获得神的启示，而金文则是为了向神灵汇报工作。周克商之后，新兴的周王朝不仅接管了商朝所谓的“天命”，同时也接管了其沟通人神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汉字也随着青铜铸刻技术成为周王室的专利。西周时期，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被以各种名义赠与各国，但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技术，大体上还是被王室牢牢控制在手中的。诸侯国虽然也掌握了一些文字，但还远未达到运用自如，甚至用来记事的程度。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青铜铭文技术的向外传播，汉字也终于走出了王室的秘府，成为诸侯国举行祭祀、会盟等重要活动的载体，同时也为各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录。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春秋时期，原本面貌模糊而神秘的东方诸侯，历史记录突然变得清晰起来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了，这个过程在整个汉字的发展历程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随着礼崩乐坏的进一步加剧，贵族制度的逐渐走向了解体，汉字的传播也随着没落贵族的传承和私学的兴起迎来了大爆发。到战国时期，汉字便已经摆脱了其原始的定位，成为国家文书律令和百家学者传道受业、传播学问的载体，并最终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信息媒介。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平势隆郎在书中只提出了西周时期晋国没有文字记录的观点，却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论据，这就使得其结论总未免显得有些主观单薄。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从传世的文献中，为上述观点找出证据支撑呢？END维以不永伤维以不永怀子在川上逸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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