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一部典籍，一个时代
进入史学单元，首先要讲一下《春秋》。或许有人会问：不是已经在经学里讲过了吗，为什么又放到史学里来讲？其实，有很多典籍，都是跨学科的存在。比如《春秋》，就既是经学著作，又是史学著作。
《春秋》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其意义非比寻常。
首先，《春秋》对应的那段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称为“春秋”。一部史书，命名一个时代，这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春秋》是中国存世文献中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也是第一部私人修订的史书。根据孟子的说法，春秋时代的官修史书很多，每个诸侯国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比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但存世的只有“鲁春秋”。“鲁春秋”经过孔子的修订，成为用字更为精准的《春秋经》，在经学、史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春秋》诞生后，注释不断，仿作不断。《春秋经》原文非常简略，需要通过讲述才能明白其中的“微言大义”，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笔记，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三家，也就是“春秋三传”。而后世的注释，也都围绕“三传”展开，所以“三传”是研究《春秋》的重要文献。至于《春秋》的仿作，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像《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著作，只是沿袭了“春秋”的名称，真正在体例和精神上继承了《春秋》的，应该是《史记》里的《本纪》。
最后，《春秋》为后世史学奠定了规范。关于《春秋》的意义，历代论述颇多。孟子认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司马迁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三字经》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概括为：“《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这是说，王道衰微，《诗经》也随之消亡；孔子应运而生，修订《春秋》，通过“微言”，阐发“大义”，希望借此匡正时运，使之重归王道。
春秋，无疑是乱世。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究其原因，就是君臣父子都不得其位，正所谓“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而匡正这一乱象的方法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家的任务，除了如实记载历史之外，更增加了教育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的责任，这是孔子建立的传统。
37．郑伯克段于鄢
《春秋》记事，始于“隐公元年”，而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郑伯克段于鄢”。
故事是这样的：史称“春秋小霸”的郑庄公，他的妈妈武姜不喜欢他，却偏爱小儿子段。武姜一次次为段谋求这样那样的利益，郑庄公都一概应允。有一次，武姜为段讨封地，郑庄公就把京邑封给了弟弟段，从此段有了一个漂亮的名号——“京城大叔”。有个大臣规劝郑庄公：您不能这么宠弟弟啊。郑庄公随后说了一句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还让那个大臣耐心吃瓜。果然，段恃宠而骄，最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武姜还准备里应外合。郑庄公这次不宠着了，而是马上发兵平叛。段兵败后，首先逃到鄢邑；郑庄公马上追击到鄢，段又逃亡到卫国的共邑，史称“共叔段”。
“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是《春秋经》的原文，而针对这段话的解释，“春秋三传”却大相径庭。之前我们说了，“春秋三传”都源自孔门弟子学习《春秋经》的课堂笔记。按理说，既然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笔记也应该大同小异；但实际上，春秋三传在记述同一件事的时候，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左传》认为：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但经文不说弟，意在指出段没有当好弟弟。段的封地很大，相当于国中之国，庄公平叛的军事行动，相当于一个诸侯攻打另一个诸侯，所以称之为“克”；称“郑伯”，而不是说哥哥教训弟弟，是责怪郑庄公不好好教育弟弟，故意骄纵弟弟等他犯错。
《公羊传》认为：说是克，其实是杀，说成克是为了夸大郑庄公的恶。为什么呢？郑庄公的妈妈想让段当国君，郑庄公却杀了他，为子不孝，为兄不友，太可恨了。为什么称段，而不说弟弟呢？因为段的封地很大，相当于诸侯。
《榖梁传》认为：克，是能的意思，郑庄公能杀了段，最后却没杀，这很了不起啊。段是郑庄公的弟弟，又是郑国的公子，但经文只称他为段，是为了贬低他。段为什么能逃走呢？当然是因为郑庄公故意放慢追击、放走叛贼，当哥哥当到这个份上，不容易啊。
《左传》对郑庄公和共叔段都加以批评；《公羊传》则偏袒共叔段，并对郑庄公口诛笔伐，甚至罔顾事实，说郑庄公杀了段；《榖梁传》则认为全都是段的错，郑庄公仁至义尽。对比下来发现，《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有偏见，只有《左传》相对客观，加上《左传》专注记录史实，所以《左传》对史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38．春秋五霸
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一些有实力的诸侯以尊奉天子为名争夺天下，这一行为被称为“争霸”。“霸”是“伯”一音之转，伯有州伯、方伯，是一个区域内的诸侯领袖，“春秋五霸”是其中的佼佼者。
春秋五霸的名单，《史记索隐》给出的组合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荀子》《墨子》给出的组合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其他组合，除齐桓公和晋文公外，其他人都此起彼伏。
齐桓公是春秋霸业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他非常崇拜郑庄公敢于公开挑战周天子权威的胆略，但管仲建议齐桓公应该尊奉天子，并以天子之名征伐天下，从而开创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孔子虽然对管仲的私德颇有微词，但对管仲协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功劳却赞叹有加，在《论语》中就记录了两段：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在孔子看来，王道衰微已成定势，哪怕只是在名义上尊奉天子，也是难能可贵。
齐桓公之外，第二个毫无争议的霸主是晋文公。晋文公是春秋历史上实力最强的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其子孙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晋定公等都曾会盟诸侯。
会盟诸侯是称霸的一个重要标志，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也曾会盟诸侯，所以他们也常常出现在春秋五霸的名单里。其中的楚庄王，是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又一位实至名归的霸主，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等成语都源自于他。吴王夫差和他的三万精兵曾经所向披靡，但因为被越王勾践偷袭而亡国，所以他的名次又常常被他的父亲吴王阖闾替换。至于越王勾践，他称霸时已经是春秋的尾声，可以算是春秋争霸的句号。
此外，还有一个宋襄公，在齐桓公之后试图会盟诸侯，但被强大的楚国破坏了计划。所以虽然他经常名列五霸，但没什么存在感。
至于秦穆公，虽然也是一代雄主，但他远在关西，又与晋文公同时代，所以无缘再称霸中原。后来，他改变策略，在关西开疆拓土，进而在关西称霸，并为将来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代，天子衰微，但余威尚在，所以诸侯还要假借天子的名义，从而形成了“争霸”这种独特的斗争模式。
39．获麟绝笔
相传，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鲁哀公西巡时，捕获了一头灵兽，其他人都不认识，于是请教博学多闻的孔子。根据描述，孔子确认这头灵兽就是麒麟。麒麟是仁兽，本来是预兆着圣王应世的祥瑞；麒麟被捕获，就意味着圣王不会出现了，王道的衰落也就无可挽回了。孔子失望之余，决定封笔，不再修订《春秋》，史称“获麟绝笔”，《春秋经》也因此雅称“麟经”。
其实，存世的《春秋经》一直记述到哀公十六年，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是“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最后两年的记录，可能是鲁国的史官，或孔子的弟子完成的。可以肯定的是，《春秋经》以孔子为终点，孔子的封笔或逝世，代表了春秋时代的终结。
后世史家，多将“获麟”作为重大历史转折，比如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年，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又比如，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独至获麟以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
孟子对孔子作《春秋》这件事评价很高，他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还记录了孔子有关《春秋》的名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认为：人们如果能真的理解我，一定是因此《春秋》；如果因为不理解我而怪罪我，那也一定是因为《春秋》。由此可见，孔子对《春秋》的重视。或者说，孔子公示了打开他思想宝库的钥匙，那就是《春秋》。
孔子这段话，影响深远，也经常被后世引用。比如金庸的祖先査继佐，他本人是“明史案”的亲历者和告发者，深知清朝“文字狱”的残酷，以至于他编成了《明书》却不敢刊印，还改名为《罪惟录》，一方面提醒自己“获罪惟录书”，一方面也借用了“罪我者其惟春秋”的典故。
孔子对《春秋》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对《春秋经》文本的严格要求上。他本人字斟句酌地修改“鲁春秋”，并要求弟子不得擅改《春秋经》一字。因为，《春秋经》可以“一字定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大义”。当然，孔门弟子究竟能领会多少孔子的精神，那就不得而知了。“春秋三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解释完全不同，也说明所谓的“微言大义”，其实也存在着传承无序、标准混乱等诸多问题。
不过，孔子不让弟子改动《春秋》一字的做法，被一个人学到了，那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宰相吕不韦。吕不韦召集门人合编了一部《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在咸阳城中悬赏，说谁能改动一字，就赏赐千金。当然，时人畏惧吕不韦的权势，就算真的发现有问题，又有谁真敢上前修改呢？吕不韦此举，既蹭了《春秋》的热度，又给《吕氏春秋》打了广告，可谓一举两得。
40．左传与国语
尽管《春秋经》的知名注解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种，但后世史家最为认可的还是《左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其作者左丘明是齐开国之君姜太公二十一世裔孙，楚左史倚相之孙，鲁太史成之子。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据《论语》记载，孔子曾表示，左丘明与他志趣相投——“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另据《肥城县志》记载，孔子路过肥地的时候，因为知道左丘明就居住在那里，所以说：“肥有君子也。”
历代史家都把《左传》视为《春秋经》最重要的注解。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提出：“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鲁国君子左丘明因为担心孔门弟子各执己见而误会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给孔子修订的《春秋经》加上注释，编写了《左传》）。”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提出：“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这是说，孔子因为修订《春秋》而被称为“素王”，左丘明因为编写《春秋左传》而被称为“素臣”。除此之外，左丘明还有“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等尊称。
《左传》不但是经学名著、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的文字非常优美，是先秦散文的优秀代表。《古文观止》收录的古文，出自左传的有《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季札观周乐》《子产论政宽猛》等。其中有些文字，如《季札观周乐》等，被司马迁全文收录到《史记》之中，足见《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
左丘明的史学著作，除了《左传》，还有《国语》。《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二十一卷，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始于西周中期，终于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与《左传》不同，《国语》记事大都不相连属，而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此外，在编纂学上，左丘明的《左传》首创了“君子曰”这一项目。通过“君子曰”“孔子曰”“仲尼曰”引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贤的言论，以议论的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这也是《史记》中“太史公曰”的源头，并进而发展为一种史学传统。
沙洲老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