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懂这两个问题,别说你读过春秋

《春秋》为什么叫春秋,而不叫“冬夏”?

具体原因已不得而知,目前认同较多的说法有两种:

第一,沿袭殷商的做法

有学者研究发现,殷商时期一年只有春、秋两季,所以就用春秋纪年。到了周朝,依然沿用,进而也用它来称呼史书。

第二,错举法

这是由西晋杜预提出的,也是目前为较多人接受的说法,杜预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比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意思是说,从一年四季之中交错选择春、秋二季代表一年,大概是因为“春为万物之始,秋为成物之终”,进而“春秋”也就成了历史的代称了。

据现有的研究,用“春秋”作为史书的称呼,应该是起于西周时期。

其实,我们今天见到的《春秋》,已不是鲁国史书原有的样子了。历来都认为孔子在鲁国史书或史料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和删减。

所以,我们今天读《春秋》,一方面是要了解春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也是要透过《春秋》看孔子以及他代表的儒家如何看待这些事件,他们的看法不但代表了当时的价值观,也一直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我们的价值观。

要读懂过去和现在的人们如何看待事件,比事件本身更重要!

翻开《春秋》,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隐公元年”,然后下面跟着几行文字,那就是当年发生的几件大事。

我猜,一见“隐公元年”这四个字,你脑子里肯定得冒出两个问题:隐公是谁?元年是哪一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有记载:“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意思是鲁惠公四十六年,即公元前年,鲁惠公去世,然后接班的是他的儿子,就是这位隐公。

按当时通行的做法,新君在老国君去世的当年继位,但要在下一年正月初一才改年号,称为“元年”,以表示对老国君的缅怀之情。

由此我们可知,“隐公元年”即公元前年,隐公就是继惠公之后的鲁国国君。既然如此,明显隐公就不是鲁国第一任国君。

那么《春秋》为什么要从隐公元年写起呢?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错,隐公确实不是鲁国第一任国君,关于鲁国君位传承,《史记》有详细记载,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鼎鼎大名的周公的儿子——伯禽,后面或者是父传位于子,或者是兄传位于弟,等传到隐公之时,已经是第十四代了。

孔子编订史书,既然以鲁史为依据,为什么没有从第一代国君记起,反而是从这第十四位国君开始呢?孔子的这种选择,到底蕴含了什么深意?

这个问题让历代学者大儒都头疼不已,两千年来也颇多争议。

春秋列国传周平王剧照

一个经典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都是西周初期的事,而《春秋》记载的是东周的史实,东周以周平王动迁为标志,而平王东迁和隐公元年基本在一个时间段内。另外,周平王是东周第一代国王,而隐公是周公之后,二人均是文王之后,如果都能开创伟业,那么恢复西周的盛世荣光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孔子才特意选择了这个时间作为开端,其中饱含了“成王者之义”和“垂法将来”的美好愿望,希望后世的天子可以好好地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可惜,这个解释架不住深究,平王东迁是在公元前年,此时对应的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晚期,孝公后面还有惠公,惠公之后才轮到隐公,如果说追求时间接近,应该是惠公(前—前年在位)更合适,因为惠公在平王东迁后2年便执政了,而隐公还要再等48年。

圣人深意究竟何在?

《公羊传》在全书末尾给出了回答:“祖之所逮闻也”,意思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

这个解释明显不能令人满意,鲁史是有史实记载的,之前的历史即便是没有听闻,按照史料照抄就好了,何必全部抹掉?

到了宋代,有学者认为,因为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平王死于隐公三年),而周朝走下坡路正是从周平王东迁开始的,王室虽然东迁,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周室能够西归,但一直到周平王去世,才发觉得复兴无望,于是才有了《春秋》。

到了明清之际,有人提出《春秋》其实不是从隐公开始的,理由是鲁国自伯禽以来一直都有完备的国史记录的,而到了隐公时代,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担心历史记录中断,因此才开始编修《春秋》。

还有人说《春秋》从隐公开始是因为“三桓”。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三桓”频频搞出超越礼制的举动。而“三桓”的出现,归根溯源恰好落到隐公头上。

那么,孔子如果想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还有说法是为了效法“十二”这个“天之大数”。孔子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推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推到第十二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

还有一种可能,说是由于“二王并立”。意思是因为西周乱局,平王继位初年,先后有褒姒之子伯盘与王子余臣于携,分别与平王争夺天下,形成“二王并立”局势,直到平王十一年(前年),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才结束,东周大一统的局面才落实完成。

这时再看下时间,鲁惠公继位的时候,天下还是“二王并立”的乱局,而隐公继位的时候天下早已恢复一统,周平王已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共主。乱局结束,新时代开始,《春秋》选这个时间作为起始,自然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以上,就是历朝历代的各家学者付出巨大努力探索出的各种结果,我也只能把各种可能性罗列出来,因为至今,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答案,目前只能先存疑,也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了。

我们读书,当然是希望有正解的,不过,很多时候,正解不是那么容易发现,也不容易解出,这个时候,寻求正解的过程反而是我们最愉悦的时刻。

好了,《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的问题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就要进入正文了,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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