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书和一个人的传奇。
没有这个人，这本书可能已经失传。
没有这本书，这个人的名字，也许就湮灭在年的时光里。
烈火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年)，六国灭，四海一。
这一年的宫廷大宴上，博士淳于越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丞相李斯反对说：
“现在是秦朝，不再是前朝，若允许臣下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那么很快，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将岌岌危矣。”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第一条，颁布“挟书律”，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第二条，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
第三条，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同意了。在宴会散后第二天，焚书之火在秦国各郡熊熊燃起。
秦始皇的焚书是否罪大恶极，目前在学术界尚有严重分歧。不过我们长话短说，单说这焚书名单上，首先要烧毁的是两本书，一本是《诗》，一本是《书》，就是后世所说的《诗经》和《尚书》。
《诗经》为什么该烧？大概因为《诗经》里的意识形态太自由了，始皇不愿给统一的现状惹来麻烦。
《尚书》为什么该烧？也许是因为，《尚书》记载的是上古诸王的治世理念，始皇需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的治世思想。
如我们后世所知，身处在同样的焚书令下，《诗经》和《尚书》有着不一样的命运。
《诗经》绵延数千年未绝，而《尚书》，险些在世间失传。
为什么？
因为《尚书》是一本很特殊的书。
尚书《尚书》很古老。
有多古老呢？
它的记载，开始于尧舜时代。
相传在尧舜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完备的史官制度，忠实地记载天子的一言一行。右史记载言，左史记载行。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礼记玉藻》
这些记载逐渐汇集成编。从君王的诰令、册命，到君臣的谈话内容，从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商汤讨桀到武王伐纣、盘庚迁殷、周公止谤……
它们被一代代地保存下来，从尧舜，直到春秋。在岁月的流逝里，安静地躺在古老的档案架上，慢慢堆积成一批数量庞大、但却没有体系的散乱的原始文献。
此时，它尚未成为书。
据说，是孔子，从黄帝玄孙帝魁至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的文献中，选取了值得后人效法学习的篇，编定为《书》。
汉朝人给它改名叫《尚书》——这个“尚”字，是为了表示它的古老。
这是一部存世最早、华美璀璨的皇室文献。
孔子在编选的时候，已经删去了太过古老的部分，从近一点的尧舜时代的文献开始编起。
但是，它仍然是佶屈聱牙、难以看懂的！
《尚书》的记录方式是后人无法理解的上古口语。它的难读人所共知。
早在战国初年，孔子十六岁的孙子子思到宋国游学的时候，宋大夫乐朔就对子思抱怨《尚书》“故作难知之辞”。
鲁迅、刘大杰对此有一个解释：
《尚书》的难懂是由于用当时口语写成的，这些口语随着时代变迁而走向僵化，所以原本浅易的商周口语成了后人的语言难题。刘大杰在谈到《尚书·商书》难懂时说：“难懂的原因，不是太文言，而是太白话。因为用的大都是当时的口语，时间过久了，后代读起来就难懂了。
彼时，文字刚刚发明，史官们没有太多的文字可用，也没有口语转化成书面语言的借鉴，当商王发布口头政令时，他们得将商王夹杂方言的口语尽快记录下来，将口头的政令文诰变成简帛文献。
商周史官都是世袭，后人忠实地恪守着先人的文字技法，最初的匆促的记录成为了一种用语典范，在史官家族内部世代传习。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早期典诰作品的佶屈、稚嫩、朴拙、艰涩、古奥、不准确等等特点，都被后世史官作为一种神圣范式而刻意加以模仿，由此最终凝固、定型为《尚书》晦涩古奥的语言系统。
孔子编定的《尚书》有篇。
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尚书》，只有29篇。
实际上，若没有伏生，就连这29篇都没有。
甚至，即使篇完整地流传下来，若没有伏生，我们可能连1篇都看不懂。
后人说：“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这薪火相传，何其脆弱！
伏生伏生，据说是孔子学生宓子贱的后人（古代宓与伏通），名叫伏胜，济南（郡治在今山东章丘南）人，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年），卒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年）。
据说他10岁起就攻读《尚书》等经书。因为《尚书》超乎寻常的艰涩难懂，为了坚定心志，他住在空无一物的石头屋子里，又在身上缠一条粗绳，每读一遍《尚书》就在绳子上面打上一个结扣。不久，八十尺的绳子上便结扣满满。
以绳绕腰领，一读一结，十寻（八尺为寻）之绳，皆成结矣。
——段成式《酉阳杂俎》
经过这样的苦学，伏生终于成为一个“掌古通今”的学者。秦朝初年，朝廷设经儒学博士（官名）七十人，研究历史、诗书、百家学说，随时备皇帝顾问。伏生便是这七十人之一。
公元前年，“挟书律”和“焚书令”下的这一年，伏生48岁。
命令很快到达全国各郡——诏令上说，三十天以内不缴出藏书烧毁的，无论是官是民，一律押到北方筑长城或长安骊山筑皇陵；博士官的私人藏书也不得保留，必须烧去；同时命令博士官立即起程集中到京城咸阳，不准停留于齐鲁老家。
伏生舍不得交出他的《尚书》。他将《尚书》埋入墙壁的夹层，然后前往咸阳。
幸运的是，之后的二十多年，没有人发现他的秘密。
纵然战火仍然横扫，无数的变故接踵而来——秦始皇薨逝，胡亥继位；陈胜、吴广起兵；刘邦打进咸阳；秦灭，汉立——但他的《尚书》却终是等到了重见天日的日子，汉惠帝四年(前年)，挟书律废除了。
不幸的是，当伏胜从墙壁中找到《尚书》时，它已不复完整——多年雨水浸泡和虫子蚕食下，篇只剩下依稀可辨的29篇：28篇正文和一篇序文。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伏胜的失落和痛惜——我们知道的是，之后的日子里，伏胜把仅存的28篇重新抄录整理，广招弟子，聚徒授经。齐鲁一带的儒生纷纷前来拜师，要知道这位老师，可是历经周、秦、汉三代的文化“活化石”啊，他传讲的《尚书》，可能天下就只有这独一本了啊！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
——《汉书儒林传》
一晃又是二十余年。
伏胜讲经的名气渐渐传到了京城。
汉文帝前元二年（前），刘恒想找能传授《尚书》的学者，但寻求很久都找不到。听说伏胜能传讲《尚书》，便准备召他进京传授。
可是这时的伏胜年纪已经很大了，章丘到长安那么远的路，他走不动，甚至可能会死在路上，文帝只好下诏派出一个人，到济南伏胜家中把《尚书》学回来。
这个人，叫晁错。
授经晁错这年二十三岁。
他生于汉高祖七年（前），河南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因为善文，当时正任主管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的太常掌故。
公元-年 是年
晁错二十三岁，奉命从伏生学《尚书》。
——《汉书晁错传》卷四十九
晁错并不敢怠慢。他深知伏胜已到耄耋之年，任何状况都可能发生，因此当他千里迢迢终于抵达章丘并见到伏胜时，他一定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劈面而来——山东人伏胜带着浓重口音的喃喃述说，河南人晁错一句都听不懂！
《尚书》是看不懂的，此前伏胜一直是口授给他的齐鲁弟子们。
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怎么办？
幸好，上天早就暗暗备下了羲娥。
羲娥是伏胜的女儿，也曾经研习《尚书》，于是羲娥做了父亲的二传。羲娥讲的仍然是方言——齐语，晁错仍是十有二三听不懂。我们不知道伏胜、晁错、羲娥经过了怎样艰难的努力，总之，数月之后，晁错终于将《尚书》学完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晁错用的文字，是汉代流行的隶书，笔划间似有生命的线条飞扬律动，书法学上叫做“波磔”，有如江河的波涛，又如飞鸟的翼翅，涟漪不绝。
这就是传之后世的今文《尚书》，意思是用今天（汉代）的文字书写的《尚书》。
《今文尚书》一录完，便被列于学官，终西汉一代，《尚书》学久盛不衰。后来，《尚书》学发展成三家，即欧阳生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他们均出自伏生门下，其中尤以欧阳生弟子兒宽，最得师祖精义。
伏生卒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那时候他一百岁了。
济南伏氏的家传经学，自伏生至东汉献帝皇后伏寿，历秦汉四百余年，号为伏不斗——因其累世名儒，且家风清静，不党不私。
传图据说今文《尚书》后来毁于永嘉之乱。
关于《尚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它本来的面目了。
但终究，经由孔子、经由伏胜，到底有一些残章零篇流传了下来。
若没有伏胜，我们可能将与我们文明的起源永远隔河相望，莫知其详。
后世的人们，怀着祟敬的心思，为伏胜画像，《伏生授经图》不止唐代王维画过，隋朝展子虔，明代杜堇、崔子忠、陈老莲，清代黄慎，近代黄山寿、潘琳、童之风、李芳元、谢闲鸥等都画过。
隋展子虔《授经图》绢本设色
纵30.1厘米，横33.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展子虔的《授经图》在这一系列伏生图中很少被人提到。
但明人汪珂玉在其著作《珊瑚纲》中提到过“展子虔画伏生”，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画中的授经者就是伏生，他身边一左一右、一站一立的三名弟子，应该是他的齐鲁门生。
据说，伏生传《尚书》于济南张生和千乘人欧阳生，欧阳生又传千乘人兒宽。兒宽通《尚书》之后，深受赏识，官至御史大夫，张生后来也做了博士官。
画中的伏生，神态闲雅，似乎在考问着什么，他左侧的弟子，聚精会神地苦心研读手中的书轶，也许是张生？右侧的弟子则长身侧立，似乎是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莫非这是欧阳生？身边小童捧着笔砚似在沉思，莫非便是幼年兒宽、那传说中最终得了师祖精髓的孩子？
这是展子虔唯一存世的两幅作品之一。唐张彦远评展子虔的此画：工细、精致、华美。
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从王维开始，授经图中的伏生便倏然苍老了。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绢本设色
纵25.4厘米横44.7厘米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王维画的伏生，须发稀疏，容颜苍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头著方巾，肩披薄纱，盘坐在蒲团上，身体几乎全靠双肘支撑，右手握书轶，左手指点，嘴唇半启，分明是在吃力地说着什么。
几案上有砚台和毛笔，左侧和身周散落着竹简、木牍和帛书。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局部
伏胜身上穿的是“心衣”。
心衣的功能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内衣，在当时称作“亵衣”。这种“心衣”实际上流行在魏晋时期，只有前片，大面积袒露后背，是魏晋时期男女都会穿着的居家背心。
王维只用这一袭心衣，便把伏胜的疲倦、衰老、偏又精神矍铄的内在完美表现出来，他瘦骨支离，仿佛已弱不胜衣，却又孜孜不倦，口述手指……
他能讲完吗？面前的人能听懂吗？
忧虑与沉重，无声无息，席卷而来。
这画上没有落款，但有南宋高宗所题“王维写济南伏生”字样。宋代宫廷秘藏的《宣和画谱》中记录过它，现收藏于日本国大阪市立美术馆。假如它是真迹，那便是王维惟一存世的人物绘画真迹。
王维的《伏生授经图》没有画晁错和羲娥。
也许在王维看来，伏生的经，并非私传于一人一姓，他是传给天下人的，故此，他不愿意执著于伏生授了谁谁又受了经，于是，晁错和羲娥都被虚化为无，他将所有的笔墨都给了授经的伏生。
但杜堇、崔子忠、陈老莲，他们的《伏生授经图》中，全部出现了晁错和羲娥。
明杜堇《伏生授经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杜堇的《伏生授经图》，场面比王维所画要开阔许多。画上绘蕉林几株，图中四人，坐在中间的便是伏生，鬓发苍苍，却精神矍铄，他一定是在讲着什么，因为他右边的小童正侧耳倾听，他右边的女子离他很近，却扭身向另一侧——那正是翻译员羲娥，对面伏坐于书案前，赶忙把羲娥的同声传译记录在纸上的便是晁错。
明杜堇《伏生授经图》局部
杜堇的人物画师法李公麟，白描功力惊人，在当时被推为白描圣手。这幅画晕染很少，几乎全靠线条撑起。那些爽劲流利、抑扬顿挫的线条，将伏生的饱学、女子的审慎、晁错的专心刻绘得淋漓尽致。
无限神似追摹杜堇的，是崔子忠的《伏生授经图》。
明崔子忠《伏生授经图》绢本设色
立轴纵.4厘米横61.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崔子忠授经图的布局几乎和杜堇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蕉林被两棵虬曲茂盛的古树所取代，这两棵树几乎占了半幅画的面积，蓊郁葳蕤的山野之气扑面而来；又因为崔子忠以高古游丝描绘人物、以浓重石色设色，少了杜堇的清雅风致，却多了古逸之气。
据说崔子忠死于李自成的队伍攻入北京后。他躲在自己的密室中，绝食而死。先前，他曾与陈洪绶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他也素以性格孤傲著称。这样看来，他的生、他的死，都是和陈洪绶相似，始终都是伤心人。
伏生老矣，尚能授经否？
他叹息着伏生的被动隐逸，也叹息自己的生不逢时。
明陈洪绶《伏生授经图》
与崔子忠并称南陈北崔的陈洪绶，也画过《伏生授经图轴》。
我们看到，伏生这回跑得更远了，从隐逸的蕉林、村野，一气奔到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这山想必又高又古，因为云气缭绕、山石参天、到处密密的都是青苔。
——这简直像是古代著名的隐士商山四皓的居处了。
画中的伏生也须眉皆白，但是身子康健，不见羸弱之态，且额角峥嵘。
——很像个世外老神仙。
况且，崔子忠用高古游丝描，陈洪绶用篆籀法，更显得古拙高逸了。
陈洪绶素来狂怪，明亡以后，他一度削发为僧，后来又还俗。他心里的痛苦郁积，大概一点不比崔子忠少。
于是传经的伏生，到了崔子忠和陈洪绶这里，不再只是博士，成了远远地隐到天边的隐士。这大概是崔子忠和陈洪绶心里向往的伏生。更或者，他们向往的是，《尚书》中记载的那古老悠远的年代。
那是再也回不去的尧舜禹汤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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