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春秋五霸的形成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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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并起,我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整个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纷争,混战不断。晋国为了摆脱弱肉强食的命运,积极进行改革,走上强国之路,执掌春秋霸权余年,成为春秋五霸之最。

但令人不解的是晋国末年没有被强敌吞没,却被享受改革利益而强大起来的韩、赵、魏三家所分。三家强大乃至最后分晋与晋国改革的关系重大,不得不引人深思晋国改革的得失所在,为什么晋国成也改革、败也改革。

官制改革的原因

献公灭公族后,晋国内政仅仅获得短暂稳定,又陷入一片动荡。动荡之中,惠公、怀公相继执政。惠怀时期,对内党同伐异,对外不睦于秦国,晋国政局更加混乱。公元前年,重耳回国继位时从中央到地方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旧问题。

首先,内乱的此起彼伏致使晋国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骊姬之乱发生后,虽然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往国外,但国内支持三位公子的势力并未就此消亡。献公死后,国内出现危机。

里克先后杀奚齐、倬子和荀息,晋国政权落入里克之手。之后,又经过惠公、怀公的统治,晋国政权多次易手。几乎每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党同伐异和血腥的残杀。

这说明在晋国除了有支持重耳的力量,如狐氏家族,同时也存在反对文公的势力,如吕甥和郤芮。这部分人大部分是与国君血缘关系较远的远支公族,或者说旧贵族。

另外,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途经八国,身边也聚集了一批功臣死士。如赵氏等,这部分人因有功于晋国,我们称之为新贵族。文公回国之初,面临着如何安抚旧贵族与安置新贵族的问题。因此,晋国政坛复杂的情况决定了晋国必须实行多元化的用人政策。晋国急需进行一次政治上的改革,确立新的选官制度。

其次,国无公族改革的推行导致国内出现官职空缺的危机。一直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度在组织上保证了晋国权力为贵族宗亲集团所垄断。

但晋献公上台后,实行国无公族制度,公族在晋国遭到沉重打击,地位和势力都一落千丈。原先本该属于近支公族的封邑、权力、爵位被让出,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不能继续实行。如何填补国无公族造成的晋国统治集团上层出现的权力真空是文公必须考虑的问题。

再次,武、献时期的对外扩张导致晋国出现对新征服地区的管理问题。从晋国初封到春秋初年的三百年时间里,晋国都还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到晋献公时期,晋国的地理界域已大大突破‘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不仅覆盖了几乎整个晋南地区,而且跨越黄河到达今河南豫西部分地区。

晋国不断的开疆拓土,疆域面积迅速扩大。晋国面临新征服地区应该派谁去管理,如何管理的问题。

综上所述,献公之后,晋国经历了将近20年的动荡之后,晋国的选官制度、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亟待重新调整。文公回国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其中,政治改革主要围绕官制进行。

晋文公官制改革的内容有三:

第一,改革选官制度;

第二,改革中央官制;

第三,改革地方官制。

官制改革的内容

选官制度改革

首先,扩大官吏来源。文公扩大官吏来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为任用有功之臣。文公流亡离不开狐偃、赵衰等股肱之臣的帮助,文公回国后,不同于惠公的忘恩负义,文公重用有功之臣。为晋国营造了君臣和睦,团结一致的氛围,稳定了政局,安定了民心。

二为重用旧贵族。姬姓中贤良的人,担任朝廷内务官,是文公对旧贵族重用的体现。文公令旧族和亲戚担任权力较大的中央官,其用人政策一定程度倾向于旧族、亲戚、贵宠、故旧。众所周知,文公流亡在外19年,国内的情况错综复杂,文公这样做有利于缓解献公大灭公族和惠怀党同伐异而造成的紧张气氛,赢得国内旧贵族对文公政权的支持。

其次,改革选官标准。文公回国后,对有功之臣和旧贵族一视同仁,但选拔人才不再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标准,而是主张“尚贤”、“尚功”。

如此一来,晋国政坛人才济济,形成了一支力量强大的团队,他们既是国君忠实的智囊团,也晋国霸业坚强的后盾。晋国奖励军功主要是给予立功者以政治、军事特权和经济利益。城濮之战后,晋军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建立起了奖励军功的制度。

中央官制改革

公族在晋国遭到打击后,晋国出现权力真空。

从国内方面来讲,虽然晋国在献公时期曾经大灭公族,但国内的旧贵族势力依然比较强大。献公死之后,奚齐、倬子、荀息、骊姬都被杀,里克作为旧贵族势力的代表掌握国家权力。惠公能够回国做国君也多仰仗于里克。文公回国之后,又发生了吕郤之乱。吕省、郤芮图谋焚烧文公的寝宫且弑杀文公。

虽然叛乱被平息,但也说明虽然文公即位,但国内还存在着文公的反对势力,国内强大的旧贵族势力威胁着晋国政权的安危。所以,晋国通过作三军,广置卿来安抚国内的旧贵族,缓和与旧贵族的矛盾。

六卿制度的创建还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晋文公回国之际,齐桓公的霸业已经衰落,宋襄公泓之战失利,楚国势力正盛。楚国一般被视为蛮夷,所以抵御强楚成为各诸侯国的主要任务。文公四年(公元前年),楚国包围宋国,宋国到晋国求援。

众所周知,晋文公流亡时期,宋襄公曾经礼遇晋文公。现在宋国有难,如晋告急,晋国理当救助。可是楚国也曾经礼遇晋文公。晋文公陷入两难境地。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坚定了晋文公与楚一战的决心,为了与楚君作战的需要,晋国作三军,置将佐。

六卿为三军将佐,分别为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六卿体制之下,晋国军政合一。六卿之中中军将权力最大。六卿又称六正。六正之下有所谓的五吏、三十帅。三军又各有军大夫,每军约各二人。晋国的军政大事还是六卿说了算。

地方官制改革

文公时期,地方行政制度方面既沿用了西周的分封制制,又实行郡县制。晋国从穆侯、文侯,到武侯、献公、文公时期,疆域面积不断扩大。由于新征服的地区往往位于边境地区,且统治不稳定,因此晋君把这些土地就地赏给在战争中立下军功的将领,设县进行管理。

县不仅担负着向公室缴纳贡赋的义务,同时也担负着军事防卫的职能。因此,县成为一种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组织。

伴随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文公对地方官制也做了相应的改革。因此,晋国的地方官制也呈现两种模式。分封制下,大夫拥有采邑,官职世袭。在采邑内,卿大夫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郡县之下,郡县长官均由公室任命,没有世袭特权。

官制改革的成效

首先,官制改革协调了各方面的利益,促进了晋国的稳定。

选官标准方面,文公启用多年受排挤打击的旧贵族,取得了旧贵族对文公政权的认可。毕竟,受打击那么久,现在能得到好处,怎么能不要呢?

在起用旧贵族的同时,文公还任用有功之臣,在这一政权中,文公选取了双方的优势并加以利用,至此晋国政坛焕发出勃勃生机。

六卿制在政治方面稳定了内政,加强了君权。六卿制之下,因为卿位大致依次递补,所以旧势力之外的新的势力很不容易发展起来。因而晋国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卿大夫势力格局,使得其内部政局较为稳定。

文公时期不仅改革中央官制而且改革地方官制。令旧族担任朝廷近官,令姬姓中贤良的人担任内务官,令异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远官。担任远官的异姓大夫因为与国君没有血缘关系,且由国君任免,因此,加强了国君对边远地方的控制。

其次,官制改革提高了晋国的政治军事实力,促进了晋国的称霸。

选官标准方面,晋文公主张“尚贤”,选择有才能的人为官,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文公还主张“尚功”,实行奖励军功的制度。大臣为了获得地位、权力,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政治上建言献策,军事上身先士卒,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国通过奖励军功,刺激了臣下为维持霸业而不懈努力,所以晋国可以称霸中原余年。

六卿军政合一,保证了晋国军事上的胜利,在晋国霸业成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晋国六卿成为晋国公室的股肱,在晋国与其他诸侯国的会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官制改革的问题

首先,官制改革为异姓世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异姓卿大夫与晋公室没有血缘关系,随着实力的增大逐渐产生取而代之的欲望,为之后晋国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其次,官制改革直接导致晋国形成中军将专权的局面。六卿体制赋予中军将军政大权,但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约束机制,导致中军将专权。中军将以权谋私,又会引起其他卿族的不满和效仿,丧失对其他卿族的约束和管理。卿族失去约束和管理,便会想法设法为争夺更多的权力斗争。加之晋国公室力量弱小,卿权强大君权衰弱就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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