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丘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庸》
人生修为之要，在于知、仁、勇。这三个价值观念，自孔子所著《论语》将之确立为儒家文化的重要价值基因后，成为中华文化道德伦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蕴的根本意义所在。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简要探究这三个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为何，做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说，乃是对知、仁、勇这三个修身价值内涵的深刻揭示。在《中庸》中，知、仁、勇被概括为“三达德”，是实现人道之仁义礼价值的修为路径和工夫。
孔子的这一论说，出自《论语·子罕》，原文是：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这一论说，又重出于《论语·宪问》，原文是：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前后论说相对照，存在“知者不惑”和“仁者不忧”二者次序上的不同，并有内涵上的不同意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人生修为上的次序。知、仁、勇之次序，为人生修为的学问之序。先有知和自觉，然后方能力行，藉由耻不若人之勇于进取，就能达致成功。
从人生学问之次序上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好学而知，就在知修身和治天下国家之道。知此而力行，落实仁道，就近乎仁。知耻于不若人，必勇于赶上而见贤思齐，不惧艰难险阻，方能善始善终。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价值意蕴，又是人生境界上的体现。仁、知、勇之次序，为德行践履和体验之序。为仁者，必合义而宜，故必知而不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价值意旨，就在于此。“知者不惑”，就旨在知天命而立命，而有“夭寿不贰”之勇。
知者不惑，既是明于善的修为，又是知天命的自明而诚。
在孔子的思想中，非常重视学知之修为功夫。人性自觉、为仁弘道和通达权宜之能为，皆要以知为前提和基础。孔子以自身的好学不厌，奠定了追求真知的精神。在《论语》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的人身阅历，更道出了学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知识的知性明善上，贯彻了“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的价值意旨。知者的不惑，就在于择仁之智，或者说是知命、知礼和知言之明。“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智能辨于人伦事务，足以明理，故能明察而不惑。
在“知者不惑”的认知境界上，不惑于人生之道理，方能坚定于为仁弘道；致知于明善而诚身，就能平治天下。“知者利仁”（《里仁》）和“知者乐”（《雍也》），就是这一价值意旨的体现。人生只有精义入神而精明，方能达致仁至义尽的境界。
孟子提出良知良能说，认为“不学而能”（《孟子·尽心上》）和“不虑而知”，似乎知之功夫不甚重要。实则不然，不学不虑非不为知，只是强调了无处不是学，非需正规教学以知的道理。
人的基本或日常道德行为，不需要经过专门的教授训练就可在效法、观察中获得其内涵和方法。“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的价值意旨，在于强调每个人都不要以自己的主观原因而推卸其“集义”明善的责任。
孟子批判义外说，也非一概否定对人生道理的探索求知，而更在突出学知之致知贵在得诸己而信实于心的价值意旨，认为道德无不是自己求之而自知自得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每个人学问之道的“自明诚”（《中庸》），无不需要学知的觉醒和反思。
在儒家经典文献《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穷理，成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为；在《中庸》中，提出“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论说，更将认知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进行了统一。诚必是明之诚，明必是诚之明。从此奠定了知行合一的价值精髓。
仁者不忧，既是仁以行之的修为，又是人生自得的境界。
“仁者不忧”，在《论语》中既是修为工夫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的价值意旨，又是人生境界上的“仁者安仁”（《里仁》）以及“仁者静”（《雍也》）的价值内涵。安于仁则德全而真，静而不妄作则无疵。德真而无疵，则无愧于心，故能不忧不惧。
在人生的修为上，“仁者不忧”，在《论语》中或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或是“乐以忘忧”（《述而》）。仁人志士“依于仁”，欲仁而仁至，岂有它忧？乐于仁道之事业，则必不忧贫而能忘其忧。
一个人若是志于为仁弘道，则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观既定，就不会计较外在的得与不得，而必能无忧于外在的境遇。“仁以爱之”（《礼记·乐记》）和“仁者，仁此者也”（《吕氏春秋·孝行》），便是修为工夫之仁上的“仁者不忧”。在践仁上无忧，方能乐此不疲。
在人生的境界上，“仁者不忧”，是安于仁而不改其乐。求诸己而尽人事，“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则是“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仁者的不怨天尤人，亦是“不忧”的重要价值内涵。
“仁者不忧”，既是一种豁达的心境，又是乐趣的体验。人生无愧无憾，心安理得，故能不忧不惧；人生尊德乐道，乐此不疲，故能乐以忘忧。反之，就是“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的不良情境。
勇者不惧，既是勇敢作为的修为，又是知耻而勇的境界。
“勇者不惧”，既是修为工夫上的勇敢、勇于行义，又是坚守仁义之道的威武不屈、胁迫不得。在《论语》中，前者是“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的价值意旨，后者是“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的内涵意蕴。
从人生修为上言，“知耻近乎勇”，是“义以为上”（《阳货》）的坚持正义，而不为强权所恐吓。勇敢之修为工夫，旨在践行道义上有担当和坚守。反之，是“勇而无礼则乱”（《泰伯》）。有勇而无义，则必为乱、为盗。
孔子的价值主张，突出勇以行义的价值意旨。勇作为修为工夫，必以强力践行道义为旨归。失去了仁义之本，则勇就成为匹夫之勇，血气之勇。勇之德行，既有必为之勇，又有必不为之勇。羞于所为，则非仁不为，非义不取；耻于不为，则唯仁是守，唯义是行。
从人生境界上言，“勇者不惧”是人生的正气凛然。勇者之所以“不惧”，就在于气配道义，“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有自馁而畏惧之时？道义之勇，自然不惧。
仁者之勇，必是“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者的“必有勇”，是仁者内涵于勇，无勇则不成其仁。耻于不为仁，则不得不为仁，故言“知耻近乎勇”。
勇者的“不惧”，既本于仁义之道的原则坚守，又来自“知者不惑”的信念坚定。仁者不忧不惧，故必是“勇者不惧”；知者不惑于命，方能有“勇者不惧”。勇者的“不必有仁”，就非是人生体验上的仁者之勇，“勇者不惧”。
孔子自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我无能”，既是对自身修为有所不足的谦辞，自觉与君子之道的价值标准还有差距；又是对达致理想境界的严格自我要求，追求无止境。
人生修为的功夫无止境，自我改造的追求无止境。“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人生追求的宏大理想境界，岂可有实践功夫和勤奋努力的穷尽之时？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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