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战国时期,为何多布衣将相?从经济基础、君主尚贤角度,私有制经济基础,君主尚贤之风,以及多元化的选官制度,都是布衣将相产生的原因
《大秦帝国》中,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军事的战争,经济的战争,综合国力的战争,到最后就是人才的战争,我们细心一看,各诸侯国的人才,有很大比例来源于庶人、平民、布衣阶层,用现在流行语来说,就是屌丝逆袭创业发达的过程。
笔者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布衣将相”,是指原来没有进入官僚系统的人,或者官职较低百石以下的小吏,这部分人包括农、士、工、商、奴隶等劳动人民,也包括没落的贵族官僚后裔,出身低贱的外戚,宦官等人,后来经过军功,被朝廷任命,被君主任命到千石以上的官(三公九卿,卿爵级,侯级爵等人)均可称为布衣将相。
我国自古以来布衣将相很多,商代的开国元勋伊尹,武丁时期的傅说,他们都是出身低贱,来自于下层,后才被封侯拜将的。战国时期各国在引进人才政策上的变法政策及集中体现如下,赵国赵烈侯任用公仲连、荀欣,“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度功德”,使封建政权得到发展和巩固;魏国魏文侯时期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李悝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韩国韩昭侯进行申不害变法,采取“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此举巩固了韩国的君主统治地位;燕国燕昭王时期乐毅改革,以“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改革效果是使燕国富强,一度称雄东方。
齐宣王时期,任用邹忌进行改革,以“明爵禄”之法,使齐国成为战国中期的东方强国;楚国楚悼王时期,启用吴起进行变法,以“三世而收爵禄”,使楚国由大国转变为强国;秦国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以“废世袭、建立军功制”,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国家。
战国时期布衣将相有哪些呢?
赵国的虞卿、田奢、廉颇、蔺相如;齐国的邹忌,孙膑、田单,黔夫;魏国的慧施、李悝;韩国申不害;燕国的剧辛,乐毅;秦国张仪、甘茂、蔡泽、乌获、任鄙、王翦、孟说;楚国的吴起,乐羊,乐腾,西门豹,新垣衍,庞涓都曾执掌大权,官列侯爵以上,但都出身寒微是名副其实的布衣将相。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其实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与新兴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变革,这个时期奴隶主、地主贵族阶级趋于没落,庶人工、商之民地位开始提升;而处于庶人和贵族之间的士阶层,逐渐与贵族阶层脱离,与庶人阶层合流,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即平民阶层,这个阶层后来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力,对春秋战国时代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正是这个阶层产生了大量的布衣将相。
布衣将相的兴起,原因众多,有井田制的解体,世卿制度的衰落,宗法分封制的破坏,再加上诸侯国为争霸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这时候作为统治者的君主需要大量的人才,对贤才的渴望,使统治者在选官任人方面从“任人唯亲”转向“任人唯贤。”
战国时期布衣将相产生的原因
布衣将相的产生正是各诸侯国统治者“任贤使能”的体现,这些君主在用人方面不以出身论英雄,不论出身高低贵贱,有贤而举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寒门出公卿,白屋至学士”的现象,由此产生一大批布衣将相之人。
土地私有制是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春秋时期,土地所有制主要形式是世袭贵族所有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已经很难适应生产力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传统的贵族土地世袭私有制逐渐变革为新兴军功贵族、商人、农民等多层重叠的土地所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使得下层布衣阶层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
例如《左传》记载,苏秦、伍员、郤缺等人在未入仕之前,他们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土地,其经济收入虽然比不上奴隶主、贵族丰厚,但远比底层庶民富裕,这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不会有钱读书,也不会有入仕的机会,更谈不上取布衣卿相之位了。
土地的获得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贵族世袭制转向可凭军功而获取,这无疑对当时“布衣将相”产生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开始实行“以功授爵”、“以爵予地”的军功爵制度,原来的土地形式被打破;《商君书》中记载,平民可以凭军功获取爵位和土地,这无疑对农民、布衣阶层有很大吸引力。
多元化格局是布衣将相形成的重要基础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解体,宗法制被破坏,血缘关系被疏远,周天子对诸侯国控制力减弱,反倒为诸侯国提供了发展契机,随着铁器和牛耕在农业中的使用,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诸侯国实力大增,这也刺激了新兴地主阶级夸张的愿望,进而上升到列国争霸阶段,为了兼并土地,争夺人口,掀起长达三百年的诸侯争霸战争。
随着春秋三小霸,春秋五霸的隆替兴起,战国七雄的并立纷争,战争不断的年代,列国出于争霸的需要富国强兵,这就为富有生机和才能的士阶层,提供了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舞台和机会,他们在战争中,若有卓越贡献,就有加官进爵成新的显贵,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各国对人才的渴望,战争对英雄的需要,使得许多贫困的平民、庶人、士人都跨入出将入相行列。
此外,西周宗法制和贵族世袭制度被打破,导致旧官吏结构解体,使得原有权力出现短暂真空,为了填补这种权力真空,统治者必须从下层布衣、士人、平民中吸收有用之人,用以政治稳定,这为布衣集团提供良好政治空间。
各国君主尊贤、尚贤之风盛行各诸侯国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出均衡态势,谁也灭不了谁,这就造成了多强林立,霸权更迭的现象,这这种多元化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各国君王为了争霸而图强,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网罗人才,而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在各国都受到隆重礼遇,且尊崇其位;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礼贤下士之风。
在选拔人才上,各国均陆续废除世卿制,不能凭权势世袭其位,不计较出身门第,并且打破国界的限制,各国都大开选贤任能之风,大量的人才被破格选拔,这种尊贤、尚贤、重贤、任贤之风为“布衣将相”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例如,齐桓公任用出身贫贱的管仲,使齐国大治;对待外来人才,齐桓公更是专门设有庭燎,用以选拔人才,正是齐桓公的“尊贤、尚贤”,才有了后来的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燕昭王以卑身厚币招贤者,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士人争相入燕;乐毅被燕昭王封为上将军,联合五国伐齐,一血燕国耻辱;“尊贤、尚贤”做到最好的当时秦国,秦孝公的求贤令,求来了商鞅,才有了强大的秦国。
多元化的选官制度多元化的选官制度,对布衣入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西周实行世卿制度,也就是世袭世官制度,布衣之层根本就无法挤入管理阶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了应付当时极为复杂的战争环境,不得不对原来的选官制度进行变革;此时,多种选官制度应运而生,例如“军功制”、“三选制”、“荐举制”、“客卿制”、“养士制”等等。
军功制为布衣提供上升途径我们着重讨论一下军功制,“官爵一体,因功授爵”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应用的选官制度,例如,魏国吴起,赵国廉颇,燕国乐毅、剧辛,秦国孙膑,秦国王翦等等,皆因战功以布衣之身,被授爵位列卿相。
此外,商鞅还将军功授爵与耕战相结合,特别是“耕战”的实行,拓宽了人才选拔范围,原本作为下层的庶人,也可以通过农耕,通过杀敌封爵入仕,以军功取爵位,以军功取尊位,成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的奋斗目标和政治理想,简而言之,军功制的实行,打破了世卿制对官场的垄断,为“布衣将相”提供了致仕的上升渠道,也为帝国选拔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客卿制与士阶层的崛起客卿制开启“布衣游说政治”的时代,当传统贵族世袭制被君主官僚任免制所替代时,客卿制代替世卿制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客卿制在战国时期被各国君主所注重,例如,虞卿是赵孝成王的客卿,苏秦是齐宣王客卿,邹衍是卫国梁惠王客卿,韩侈是韩惠王客卿,范雎是秦昭王客卿,乐毅为燕昭王客卿等等。
战国时期客卿最为兴盛,发挥作用和效果最大的当时秦国客卿,例如,张仪是魏国人,甘茂为楚国人,范雎为魏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韩人,李斯为楚人,赵高为赵人,由此,可见客布衣客卿对秦国的兴盛和统一天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客卿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选举制中的一种特殊形象,他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强化君主集权制,增强对外兼并战争能力而创制的破格选拔引进人才制度,这种制度主要采取“量才录用”的原则,不注重出身门第和资历,只注重德才,从而消除世卿制度下的官员世袭制,这种官任人制度,对当时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位于下层的“布衣”阶层极具吸引力,产生了一大批以客入仕的“布衣将相”。
此外,随着士人数的剧增,政治地位的提高,使得士阶层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政治形势的主要力量,这为“布衣将相”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士阶层的崛起和壮大,使得布衣将相成为普遍出现的可能。
讨论
笔者认为,春秋时期布衣将相的产生离不开背后的文化因素,殷商西周时期,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地位,在实行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在教育上遵循“学在官府”的原则,学校成了“贵族弟子”的聚集地,庶人百姓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和资格,对教育的垄断,保证贵族阶级成员的特权地位,将官吏位置牢牢控制在世卿世禄制度之内。
当西周“大一统”一元化格局被打破后,周室衰微,诸侯力政,王室许多官吏开始沦落至诸侯和民间,诸侯学校开始产生;春秋晚期,“学在官府”教育格局被打破,官学开始下移,私学开始产生并兴盛;许多没落的贵族和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倡导私人聚徒讲学之风,平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招收学生,兴办学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时孔子办学,还有墨子、法家、道家、兵家、杂家等诸子百家;这种聚徒讲学之风盛行,为布衣将相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
私学在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影响下,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孔子、墨子、韩非等大家各成一派,他们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理想,为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对人才的造就、学风培养、学派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私学兴起,使得大批下层人得到学习的机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士阶层,这为政治提供了人才储备,事实上,掌握了知识的布衣平民积极入仕的不计其数;没有文化的兴起,就不会有战国时期“人才鼎盛”的局面,也不会有士阶层的崛起,更谈不上形成大局面的“布衣将相”。
分析
笔者认为,思想方面对布衣将相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贤思想的兴起,平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社会中人们普遍观念的转变,都值得我们去探讨。传统的社会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价值观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当以血缘为纽带的世卿等级制度被破坏后,人们的观念也突破了“龙生龙、凤生凤”的天生贵种的思维模式。
原来以“天、神”为主观念,逐渐转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孔子从极力推行“克己复礼”到提倡“有教无类”的平等观,为平民阶层的士人进入统治者上层奠定思想基础;当“学而优则仕”代替“血而优则仕”,这种观念的产生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国语集解》、《春秋左传集解》、《史记》、《战国战争与战国封建化进程》、《吕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