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辉煌璀璨，统一时间最长，是公认的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唐朝历十四世，传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十九年，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封建王朝。
有唐一代，实现了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具有多元化特点，兼容并蓄，在经学、史学、佛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绽放了绚烂的成就之花。
何谓经学？
经学并不等于儒学。《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而这里则专指儒家经典。
所谓经学，其实就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字词含义，阐发其义理的学问。
经外无史，六经皆史。
唐高祖李渊“颇好儒臣”，公元年，唐朝建立，于次年便下令各级学生学习经学。李世民在秦王府也曾建立文学馆，招引天下儒士到此做学问，富足供养。后来他又让名儒当庭讲学参与政治，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当世名儒。
当时经学盛行，其他国家的学子入也来长安学习经典书籍。陆元朗、欧阳询、张士衡等名儒都受到了厚重的待遇，唐朝习经已蔚为风气。盛唐时三教贯通更是促进经学形成了兼容的特点。《五经正义》成为了科举的统一教材，形成了门阀士族形成了以经学为主、文学为辅的特点。
唐代中央政权的统一与国家意志的集中，为学校经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条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崇儒兴学”文教政策，在全国广设学校，推崇儒家经典教育，与此同时，实施“科举取士”选官制度，科举考试亦以儒经为主，一度形成“庠序遍于四野，儒生溢于三学”的盛况。
经学由汉而唐，有古今文学，郑学、王学，南学、北学之争，儒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义疏不同的混乱局面，真可谓“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纷，无所取证”。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为了加强文化思想的统治，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变以往那种经学中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的状况，唐朝及以后的学者们对于为古代经史旧注所作的解释，通常称为“正义”或“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
所谓南北经学，即是东晋以后，南北对立。南朝受魏晋风度影响颇深，“得意忘言”思想影响甚大，学风较为开放，解经兼采众家之说，善谈玄理，在经典解释方法上，义疏体最为流行，其不同于汉代传注或集解，略于解释经文名物，而重在疏通其大意；但又不同于玄学，一般不离开经义纵情自我发挥，而守一家之注，同时旁征博引诸家之说，加以选择、融会，阐明经文旨意，是介于义理经学与训诂经学之间的一种经学著述形式。在北朝，经学则受汉末郑学影响较大，重点是训诂典章制度，不尚玄谈，解经者仍用儒家思想培养统治集团及其子弟，“以夏变夷”、“致君尧舜”，因而重在说明经文“原义”，杜绝对文本的任意发挥。
唐太宗在位时，因经籍年代久远，文字有许多谬误，欲统一经注、规整文字。于是贞观四年（年），他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三年后，将颜师古所校正的《五经定本》以法定经典的形式颁行天下，诏令广大学子修习，成为官私学及耕读传家自学研讨者的标准教材。解决了“五经”写本杂出，文字讹谬的情况，实现了“五经”文字统一，为孔颖达等名儒后续撰写《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经正义》系经学义疏的结集，融合了南北诸多经学家的见解，偏重南学，排除经学内部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集先代之大成。其中包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
汉末以来，长期变乱，儒家典籍散佚，文理乖错，且师说多门，章句杂乱，为适应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政治统一的需要，《五经正义》应时而出，以求结束儒学内部宗派的纷争，为经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
《五经正义》为孔颖达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之大成所著，其中含有哲学思想的著作是《周易正义》和《礼记正义》。前书宣扬“先道而后形”的唯心论，后书突出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影响颇大。其中所谓“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结束了经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宗派门户纷争，标志着经学一统局面的形成。
可以说：“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
唐时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而后列为九部经书，是为唐九经。
唐文宗开成十二年，于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即为《开成石经》，亦称“唐石经”、“石壁九经”，亦即是开成十二经，可视为《五经正义》进一步完善的补充性文本，堪称“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
中唐时，出现了啖助发其端，赵匡羽翼之，至陆淳而集大成，重新阐释了《春秋》经义的经学学派，即是所谓的新春秋学，上承以章句训诂为特色的两汉经学，下启以陈析义理为特色的宋代理学，其会通三传、纂圣人书法以释经的经学诠释体例，已成为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
新春秋学将《春秋》文本置入它所隶属的评判人物、褒贬立言的文学传统中，“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新春秋学将《春秋》文本置入圣人的生活脉络中，“虽因旧史，酌以圣心”；经由揭示《春秋》经文的某些特别的表达方式，理解圣人文本表达的独特个性，寻绎圣人作经以“明微”的写作宗旨。虽有“臆断”和“穿凿”之嫌，但确实开宋学之风，成为《春秋》学史上汉学向宋学过渡的一个转折点。
唐初大儒陆德明善言玄理，撰《经典释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著有《周易注》、《周易兼义》、《易释文》等。他首次明确按著述早晚次序，论述十二部经典诞生的演变史。初步总结了"汉学"系统，奏出了隋唐时代统一经学的先声。颜师古匡正《诗经》、《论语》、《尚书》、《礼记》、《春秋》、《左传》、《史记》、《汉书》。
中唐韩愈以仁义为儒家之“道”，定型性三品说，总结了以往儒家人性学说，也为其后的儒学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系统、完整的人性理论体系。其弟子李翱更是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出“复性说”以抗颉“佛性”论。韩愈、李翱二人在反佛的同时，却也引佛入儒，反向利用佛教思想。
唐时的经学发展集先代之大成，统一南北经学，扫除了经学的种种宗派门户之纷争。唐代儒学一变两汉明经之风，盛行义疏之学，使学经简明易懂，分别贯通了释、儒与道、儒，为宋时三教合一奠定了基础。
唐代儒学上承以章句训诂为特色的两汉经学，下启以陈析义理为特色的宋代理学，可谓是理学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