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其内容的时间上到黄帝，下到汉武帝，洋洋洒洒三千年，蔚为壮观。不过，司马迁距离夏商周时代毕竟已经十分久远，司马迁自然难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史记》中关于五帝、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记载都是来源于哪里呢？
首先，就是来源于当时的各种史书。由于经过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秦末战火，大多数的史书和文字资料都难以找到，司马迁能够参考的资料也就是十分有限了。我们读《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世家、列传就会发现，这些文章的风格相差很大，例如《夏本纪》基本属于记言体，春秋时期的文章多“春秋笔法”，战国时期的文章多有夸张之词，为什么一个人写的文章却有这么多风格呢？
原因就是《史记》前面的几部分内容很多来源于“抄袭”，或者叫做“引用”。中国早期的史料基本都是记载国君、贵族的言语，《尚书》《国语》《逸周书》就是这样的，基本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作品。而《史记》的《五帝本纪》的内容，基本来自于《尚书》的《尧典》《舜典》。《尚书》这部作品基本将上古时代的君王都美化了，成为儒家“托古改制”的重要经典。因此，《史记》中的尧舜也找不出任何的缺陷，而禅让制也是完美和平的权力过渡。
相反，幸运躲过了秦火的《竹书纪年》则记载“禅让制”中的权力斗争，显示了政治的险恶。无疑《竹书》的记载更加符合人性，也更能让人接受。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就是“军事民主制”，也就是部落联盟推举一位军事首领——王，《尚书》认为是按照德为标准来推举，实际上更多是看哪个部落的势力强。到了尧舜时期，禅让制已经濒临淘汰，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最终到大禹、后启这里获得胜利，建立了王朝。
《夏本纪》的记载，其绝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尚书》的《皋陶谟》《益稷》和《禹贡》《甘誓》，只有最后一部分记载了夏朝的世系，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殷本纪》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汤誓》《盘庚》等，但是商朝方面的补充内容很多，这一点十分使得肯定。《史记》完整记载了商朝的王位世系，过去被认为不真实。《竹书纪年》也记载了商朝的世系，只有两个先王的顺序和《史记》不同。后来通过殷墟甲骨文的重新判断，证明了《竹书纪年》的世系完全正确。
《周本纪》的内容，许多来自于《国语》，但是已经独立成篇，并且提供了许多其他文献没有的珍贵史料，值得肯定。春秋时期的内容许多来自于《左传》，但是将其记载逻辑、顺序重新改造了，语言也变得更加通俗了一些，使得人们读起来比较方便了。
战国时代的文章大多数来源于《战国策》，虽然《战国策》这本书直到西汉末年的刘向才编订完成，但是《战国策》的这些文章早就在民间流传，只是未加整理。《战国策》并非是史书，而是一本纵横家的说辞总结，以国别排列，多托辞于苏秦、张仪。因此，《史记》用《战国策》的文章资料就导致《苏秦列传》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根据《史记》的资料，苏秦活动范围遍布七国，活了多年，这是不可信的。实际上苏秦活动在齐燕，后来被齐闵王杀死。战国时期的战争描写夸张很多，动不动就出动几十万大军，斩杀十万，几十万，这是直接抄袭《战国策》的结果。纵横家充当说客，往往会夸大其词，他们说的数据只能是蛊惑人心而已，没有多大的可信度。
而秦朝以来的《本纪》《世家》《列传》《表》等就基本是司马谈、司马迁根据国库的资料完全自创的了，所以才完全是司马氏的风格，其中一个重要的风格就是文学性加强了，体现了汉代散文的进步，以反映了司马迁对当时的制度、社会和名人更加了解，所以才会描写得绘声绘色。例如《项羽本纪》中对鸿门宴、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描写，简直是司马迁在旁边看到了一样。这些故事，可能是司马迁采访民间传闻、军人后代而所得，所以也能够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可。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因此提供了大量汉武帝时期的珍贵资料。可惜的是其中的《武帝本纪》早已散佚，现在《史记》中的《武帝本纪》并非原文，而是从《封禅书》中截取而来的。可能由于司马迁揭露了汉武帝的许多暴政、丑事，以至于《武帝本纪》被销毁了。
综上所述，小编认为《史记》是一本十分伟大的史书，它给后人研究先秦到秦汉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有效资料，同时也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对后代的史学也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在阅读《史记》的时候，也需要甄别、思考，看看哪些记载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同时，我认为读《史记》还需要参考《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国语》《尚书》《战国策》《汉书》等资料，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