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唐代历史，《唐实录》无疑是最直接、最全面的第一手材料。
原因很简单，《唐实录》属于当时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其所采用的资料大多从起居注、日历、中央与地方各部门档案当中编写而来。
但是，今日《唐实录》除《顺宗实录》保存完整外，其他均无传本留世，只能在《资治通鉴》等书见到佚文。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名声很好的皇帝，被誉为“千古一帝”；但他毕生有两大污点：一、发动玄武门事变，诛兄杀弟；二、为了掩盖和美化玄武门事变，蛮横干扰史官修史，有篡改史书之嫌。
实际上，《唐实录》中的《高祖实录》由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于贞观十二年书成。另一《今上实录》由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也于贞观十四年书成。玄武门事变出现在这两个实录中，如果李世民真有篡改过史书，指的应该就是这两部史书。
虽说这两部实录已经佚失，但现在读《资治通鉴》，我们仍然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到玄武门事变中那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血腥画面。
书中第一百九十一卷记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历历如绘，甚至，还生动、具体地记载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死亡过程：“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且看，李建成、李元吉才到临湖殿，就感觉到了浓重而凌厉的杀气，赶紧拨马折回，李世民纵马追来，高声呼唤。李元吉张弓搭箭，连射三箭，却都没有造成任何杀伤。反倒是李世民一箭就射死了李建成。尉迟敬德带领七十余名骑兵杀来，其中一名将士将李元吉射下了马。李元吉爬起，往树林里窜。李世民拍马赶入，冷不防被横出的树枝挂搁倒，跌落地上。李元吉扭头见了，用手中的弓套在李世民颈脖，用力要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呼喝着跃马赶至。李元吉见势不好，拔向武德殿方向跑。尉迟敬德边追边射，直至将他射死。
除了详细记载李世民亲自参与射杀兄弟的经历，后面还白纸黑字地记载了这么一条：“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即把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共十个亲侄子，不论成年还是未成年，一律处死，并在宗室的名册上除掉他们的名字。
这真是令人发指。
读到这些，不由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这象是被篡改过的历史吗？李世民真的有篡改过历史吗？
有人也许会说，李世民在玄武门诛兄杀弟的事，实在是篡无可篡，改无可改了呀。
这样想是不对的，如果李世民真想在这儿动手脚篡改，还是很容易的，再不济，也可以把李建成、李元吉的死亡过程模糊化，用春秋笔法，将之写成为乱兵所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出现有其亲自动手的细节。至于杀十个亲侄儿这一条，甚至可以只字不提。
另外，武周朝史官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是有唐太宗干预史官修史的相关记录的。
其中卷七记：贞观十三年，李世民以“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为名，向谏议大夫褚遂良调阅起居注。褚遂良坚持史官修史原则，断然拒绝，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李世民讨了一个老大的没趣，悻悻地说：“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好一个褚遂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大义凛然地说：“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彼时，黄门侍郎刘洎在一旁助威，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李世民一时语塞，就此拉倒。
《贞观政要》卷七还记：一年之后，即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再次干扰史官修史。这次，他面对的是房玄龄。房玄龄相对容易说话，满足了李世民的无理要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各二十卷，呈上李世民的龙案。
李世民主要是对里面的“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事变）提出了不满。
他看到书中“语多微文”，文词闪烁、文意吞吐，就大大方方地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李世民的意思是：玄武门事件是“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一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史官执笔，不要有什么隐瞒，应该“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如果《贞观政要》记录的这一条属实，那么玄武门事件在《高祖实录》、《今上实录》二书中一定是写得云山雾海，让人摸不着头脑。
而现在，我们读《资治通鉴》，却读到了无比露骨和血腥的搏杀。
难道，这就是李世民“篡改”史书得出的成果？
即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目的，仅仅是要房玄龄等史官丢摒除掉思想顾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不惜把自己的阴暗面放大化和细节化？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不，不应该这样。
李世民一定在某些地方动了手脚，只不过，《贞观政要》没有记录下来而已。
《贞观政要》没有记录下，也并不等于天衣无缝，世间再无痕迹可寻。
想想看，亲手射杀兄长、亲自下令抄斩十名侄子的经历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彰显在史书里了，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令人触目惊心、更感到不可思议的？
顺着这条思路，就很容易把握到问题的关键——莫非，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对他的父亲李渊做了什么“莫可名状”的举止？
还是《贞观政要》这部书，我们来看卷六，里面记载了发生在贞观十七年（公元年）的一件小事：某天，唐太宗李世民读了东汉建安七子之一徐幹的文章《中论复三年丧》，突然悲从中来，伤感无限，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故孔子云：‘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也。’”接着，切责自己在父亲李渊逝世时，所举办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
单单“丧礼过于粗疏简略”这一理由，应该不会对李世民触动这么大。
李世民伤感流泪的背后，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东西，藏匿在内心隐蔽处、埋葬在历史的深渊里。
注意到了这一点，下面，让我们把目光再移回到《资治通鉴》记录的“六月四日事”。
玄武门事变当日，李渊本来是要召集李建成三兄弟入宫对质李世民密告之事，但这三兄弟在玄武门杀得天昏地暗时，李渊和近臣们却悠哉游哉地在“泛舟海池”。
这合情理吗？
完全不合情理！
如果说，李世民篡改过史书，那么，这一反常现象应该就是他篡改的最重大情节！
则建立在这一反常情节基础上紧随而至的系列事件都应该打上问号。
的确，《资治通鉴》在对接下来“紧随而至的系列事件”的记载，也非常简略、草率，以至近于儿戏。
不是吗？
且看：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奔至李渊面前。李渊大惊，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
从李渊的问话“今日乱者谁邪”里，他是早就知道有人作乱了的。
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听了，扭头对裴寂等人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萧和陈叔达等人就趁机说了一通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坏话，再极力称颂李世民的功德，建议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国家政务相交托。
李渊的表现非常爽快，他说：“善！此吾之夙心也。”
于是，事变很快平息。
李世民来见了李渊，“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完全一副羔羊跪乳、天伦相亲的慈爱画面。
三日之后，即六月初七，李渊宣布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发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这之后，又过了九日，六月十六日，李渊赐亲笔诏书给裴寂等人说：“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七月初八，李渊颁布制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
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即从六月四日到七月八日，短短一个月，李世民就完成了从藩王到太子，再到皇帝的蜕变。
这其中必有猫腻。
一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的唐代民间话本，更让人有理由坚信这份猫腻的存在。
《唐太宗入冥记》是一则神话故事，里面写阎罗王勾唐太宗生魂入冥审问，单刀直入地问了一个问题：“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神话故事自然是虚构的，李世民灵魂入幽冥地府受审之说纯属胡编乱造，但那一句“囚慈父于后宫”，极有可能就是李世民篡改史书后消失于所有官修正史中的历史事实，却又广泛流传于唐初民间的传说。
如果“囚慈父于后宫”属于史实，那么，李渊“泛舟海池”等反常表现就应该推倒了。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已用武力控制住了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员，包括李渊。
《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和《新唐书.文德长孙皇后传》里记载有这样一个细节：玄武门行动前，李世民引将士入宫授甲，长孙氏也跟随入宫，对参加行动的将士“亲慰勉之”。
但是，长孙氏一个妇道人家，跟随入宫，仅仅只是慰问和激励将士而已吗？
《旧唐书.房玄龄传》有记载着这样一条：“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
这条记载说的是，房玄龄因为有微小过错而遭到斥逐，褚遂良出面替他求情，提到了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说房玄龄当时“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
而《旧唐书.房玄龄传》又赫然有记：“贞观元年，……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即房玄龄在玄武门事变中的功劳与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并列第一。
褚遂良说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中与“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这就充分说明长孙氏在该场政变中也是居功至伟的人物——她的功劳，绝不可能只停留在“慰问和激励将士”这一简单行动上，而是别有重大使命。
再想想看，秦王府的精锐只有“八百勇士”而已，这“八百勇士”既要守在玄武门截杀李建成一行，又要控制太极宫众多人众，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那么，如何又快又好地分头完成这两件事呢？
最好的方案，就是一部分由李世民带领，埋伏在玄武门进行生死搏杀；另一部分，由长孙氏带领，先解除掉宫中侍卫的反抗，再充分利用她身为女性的天然优势，安抚好宫中的嫔妃、太监和宫女，控制住宫中的局势。
我们还要注意到，秦王麾下的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等骁勇之士在这场行动中并没有记载下什么抢眼表现，而后来都得到了重赏，很可能，这一票人马，就是跟随长孙氏入宫向李渊“逼宫”了。
再有，袭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李世民和他的“数百骑”就消失于玄武门了。以至于东宫和齐府兵攻来，出现了敬君弘、吕世衡等人战死，张公瑾“独闭关以拒之”的凶险情形，最终，是“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
那么问题来了，在李建成和李元吉死后、玄武门险险被攻破前，李世民和他的“数百骑”去哪儿了？
答案只能是：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让慈父施加压力，逼迫他交出政权。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一旦李渊誓死不从，抗拒到底，李世民也只能走上“弑父篡位”的道路了。
所幸，李渊还算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顺从地交出了政权，李世民也因此没有步入人生大恶。
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李世民的内心从此永远遭到道德的谴责，毕生不能释怀。
种种迹象表明：李世民之篡改史书，乃是有意“抓大放小”，删除掉了所有“囚慈父于后宫”的罪恶，鼓励史官大书特书诛兄杀弟细节，目的是以此掩彼，扰乱和遮掩住后来世人的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