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楚成王熬死了第一个对手，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齐桓公得管仲辅佐，英雄一时，想打谁便打谁，唯独对楚成王毫无办法，只能玩阴谋诡计，不敢硬碰硬。
齐桓公死后，春秋舞台的主角暂时出缺，大家把眼光瞄向了此时最有实力的楚成王和秦穆公，这两位高姿态假客气，互相谦让着，这时忽然中间闪出一个人人来说，少了张屠户还得吃猪肉，没人上还是我上吧。
这个二百五就是宋襄公。他突然跳上舞台，也不管导演和剧组愿意不愿意，就很认真地表演起主角来，先是平定齐国内乱大出风头，又生出称霸舞台的不切实际念头，召集陈、蔡、许、曹、楚等国君在盂地会盟(或作霍，在今河南)开会，想让大家承认他的一哥地位。
楚成王被宋襄公气乐了，他气势汹汹地带兵去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一言不合，就把宋襄公拿下拘禁起来，再押着宋襄公，去攻打宋国。如一只老猫玩弄小鸟一般，玩够了，又把宋襄公放回去，看宋襄公继续表演。
宋襄公不负众望，继续不自量力，率兵与楚国对峙，泓水之战，败的一塌糊涂，从此彻底失去上台的资格。
对于宋襄公来说，楚成王是他霸主的终结者，无论从哪方面说，楚成王都比他更像这一时期的霸主，只不过，这时候的楚成王，有霸主之实，却无霸主之名，他根本就没有称霸的心思，觉得这个虚名不要也罢，还是多占点土地，抢点人口粮食来的实在。
霸主这个名词，今天听来不好听，其实在当时，并不是霸道总裁的代名词，而是诸侯长，也成方伯，最大的政治好处是，可以假借周王的名义，把周围比自己弱小的诸侯拉出来吊打，而不必顾及国际舆论。
此时的楚成王，虽然被周天子授予向南方扩张的权力，但并不以为然。楚国做事，从来不怕国际舆论，南方本来就是楚国的势力范围，不管周天子授权不授权，该打还得打。
楚国人在外交上不讲道理，在内政上不讲规矩，在日常生活中，丝毫不压抑自己的蛮夷天性，情绪化做事，喜怒哀乐都写在一张脸上。如果时光倒退，我们回到那个时期的楚国，你会发现从国君到平民，都是清一色的李逵作风，你可以说他们没有是非善恶观念，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一个个天真率性。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楚武王敢反潮流称王，楚文王江山美人一起要，相比之下，楚成王假意向周王朝和齐桓公低头，已经算是楚国比较虚伪的人了，换了他爸爸和他爷爷在召陵，一定是这样的语气：打便打，啰嗦什么？
公元前年，楚成王迎来了和他做对手的第三位霸主，在外流亡多年的晋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重耳赞赏楚国对外扩张有术，并对楚成王的款待表示感谢。为使这份感谢更实在些，当场便开了空头支票：若将来自己当了国君，晋楚两国交战，他将命令晋军退避三舍。
这张支票开的有问题，这时候的重耳，并没有把握能回国即位，他这张支票，分明是乞求楚成王不仅能好好招待他，还能以楚国强大的国力，助他回国即位，可惜楚成王并没有接这个话茬。
最后帮助重耳变成晋文公的，是秦穆公。秦穆公这份大恩大德，比楚国更深重，所以重信誉的晋文公，终身都不与秦国为敌。楚成王的恩德少一些，这个人情账也更好还一些，只需战场退避三舍就两清。
城濮一战，晋文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退避三舍，还清账后，又大败楚军。这次战役，与楚齐在召陵对峙不同，打真军，令楚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遏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终结了楚军与中原诸侯作战的不败神话，意义巨大。
与秦国遭受大败两次便元气大伤不同，楚国地处南方，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有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抗击打能力。城濮之战后，经过数年休整，楚国就又恢复战力，实力不减当年。
晋文公逝去后，舞台主角再次出缺，长寿的楚成王和继霸晋国的晋襄公之间又开始掰手腕。
晋楚两国军队再次在泜水对峙，情形却与城濮之战大不相同。城濮之战是一幕正剧，而泜水之战则完全是一幕闹剧，没有交战便各自退兵。
晋楚两国平分秋色，谁也奈何不了谁，泜水之战之后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南北双霸时期，晋襄公守住了晋国霸业，忙着去折腾内政，楚成王也腾出手来，不必担心中原地区又新崛起的霸主，安心去收拾楚国东南的小国。
秦穆公则撤出与中原诸侯的竞争，正忙着虐西戎。
晋楚秦等强国都忙着看家护院，中原地区竟然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可见霸主的存在，于他们自己都是千秋功业，但这功业，除了光环，还有小国忍气吞声的血泪。
楚成王在位时期，先后灭亡贰、谷、绞、弦、黄、英、蒋、道、柏、房、轸、夔等国。灭国行为的正当性，有待商榷，但纯以军功论，这一成就其实远远超过了他的那些所谓霸主对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