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只活了41年，他的一生是十分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以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业绩。胡应麟说：“古今专门大家，吾得三人：陈思之古，拾遗之律，翰林之绝，皆天授，非人力也。”冯班更认为：“千古诗人，惟子美可配陈思王。”从文学的总体成就来说，曹植似乎不及李、杜，但曹植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影响、笼罩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曹植主要处在建安文学的中后期，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他自身的创作，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按照曹植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建安时期、黄初时期和太和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由于生活境遇的变化，当然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及社会思潮的变化，曹植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及文学创作都相应地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对这种变化情况进行考察，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曹植的思想风貌和文学创作情况及其内在动因。
第一节建安阶段建安时期是曹植最为幸福、得意的时期，他聪颖好学，受到父母的宠爱；他因才华和贵公子的身份，受到周围人的赞叹和追捧。从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他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多方学习，积累学问，研习文学创作技巧，很快便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基本的文学创作风格。他用自己的创作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人们，包括他自己的日常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也初步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
一创作内容方面的特点：
曹植说自己“生乎乱，长乎军”，若说他少时迁徙流移，居无定所，或许是真的，但若说他曾受饥寒之苦，则非事实。他作为公侯之子，基本上是在优越的条件下长大的，特别是曹操定都邺城以后到他就国鄄城之前，曹植过的基本上是悠闲自在的贵公子生活。他这个时期的创作，就反映了他的生活面貌、精神状态和性格情感。
（一）天资聪颖，沾沾自喜：
曹植的聪颖和才华，在当时无论亲疏，莫不赞叹。《魏志》本传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他的多才多艺，让邯郸淳大为赞叹，谓之“天人”。曹植自己对此也沾沾自喜，甚至“恃才凌物”。他作书嘲笑陈琳“不闲于辞赋”，以致引起陈琳的误解。他的《与杨德祖书》，充斥着得意和自负。他的《与吴季重书》，嘲弄吴质不善创作，缺少才艺，以致引起吴质的忌恨，为自己不幸的命运埋下了种子。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此时的曹植“不及世事”，思想比较肤浅。
（二）襟怀坦荡，天性重情：
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坦诚待人，重情重义。其好友丁廙说他“天性仁孝，发于自然”，并非过誉。他对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甚至子侄，都怀有真挚深厚的情感。在此期曹植的创作中，这类题材的作品特别多，甚至可以说是最多的，单单是写给朋友的诗、文、赋就有十多篇。曹植与嫂子甄氏的关系，固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有什么“私情”，但在邺城生活期间，叔嫂之间有很好的感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曹植众多的同情妇女不幸命运的作品中，有一些是为甄氏或者受甄氏不幸遭遇的感发而创作的。
（三）求知欲强，尤用心于文学艺术：
这个时期的曹植，正是积累学问，增长见识，提高文学修养的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也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情况。如他的《辨道论》《说疫气》就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建安二十二年冬天的大瘟疫，造成北方大量人口死亡，可以设想当时人心惶惶、气氛恐怖的状况。当时道教盛行，很多人认为这是“鬼神所为”，但曹植观察道：“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于是他得出结论：“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可见曹植善于思考，且见解不凡，其世界观明显受到王充“气自然论”的影响，有唯物主义倾向。他的《三良》诗，则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表达悔不殉父之意，如宝香山人说：“惧兄之见诛，而悔不殉父之葬，怨之至也。为知己者死，况知子建之才莫如其父乎？宜乎思之而欲殉耳。”何焯说：“此秦公子高上书‘臣请从死，愿葬骊山之足’者也，魏祚安得长？‘功名’一联是说自家话。”这个说法不仅意义上解释不通，就是创作时间上也不对。
此诗是与王粲、阮瑀等人同时创作，而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距曹操去世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笔者认为刘履等人的解说比较合乎诗意，但也仍然不够明晰。他说：“此哀三良之不得其死也。言功名不可以强为，惟于忠义所在乃吾心之所安也。且秦穆既死，彼三臣者皆以身殉，徒自害耳。盖臣之于君，生既同荣，死则同患，固其理也。人但言捐躯报国不以为难，然究其所以杀身者，必欲当理而合乎忠义，使中心安焉，无所疑惑，则诚独不易矣。今三良之就死，乃不顾其非礼，而曲从君命，此岂安于忠义者哉？是以不免临穴悲叹而有惴栗之意，故下文特为之哀惜也。”其实曹植这首诗的主旨源自《晏子春秋》中晏子对君臣关系的意见。
《晏子春秋》“庄公不用晏子晏子致邑而退后有崔氏之祸”章说：“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爵邑尽，退朝而乘，嘳然而叹，终而笑，其仆曰：‘何叹笑相从数也？’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崔杼果弑庄公，晏子立崔杼之门。从者曰：‘死乎？’晏子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独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吾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且吾闻之，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婢子也哉，其缢而从之也？’”
刘履说得对，曹植在诗的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秦穆公非为社稷而死，子车氏三兄弟以秦国之良而行“婢子”之行，白白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死毫无价值。曹植在诗中表达了对三良从死的惋惜，表现了对于生命的珍视。但曹植决不是一个无条件全生保命的人，他认为当国家、百姓的利益需要的时候，志士仁人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求自试表》中说：“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可见曹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上遵循的还是儒家的道德观。
此时的曹植，对世间万物也充满好奇并富于探索精神，从他这一阶段创作的辞赋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纯乎体理的作品。如其《芙蓉赋》：
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茎。退润玉宇，进文帝庭。竦芳柯以从风，奋纤枝之璀璨。其始荣也，皦若夜光寻扶桑；其扬辉也，晃若九阳出旸谷。芙蓉蹇产，菡萏星属。丝条垂珠，丹荣吐绿。焜焜烨烨，烂若龙烛。观者终朝，情犹未足。于是狡童媛女，相与同游，擢素手于罗袖，接红葩于中流。
此赋不全，缺首少尾，以致不能看出它的创作缘由和文章主旨，单从这段文字看，纯粹描写物象，体认事理，既无寄托，也几乎没有情感流露，有习作的性质。表明此时的作者在思想和情感上还比较肤浅。
当然，此时的曹植最感兴趣、用力最勤的是文学艺术。除文学创作外，他也精通音乐、书法和绘画。关于曹植的音乐和书法才能，上文已经提及，在此只说曹植与绘画的关系。据《隋书·经籍志》，曹植有《画赞》五卷，与他的文集别行，曹植是否是丹青妙手，史书没有记载，但至少可以肯定他对绘画很感兴趣并有很高的鉴赏力。两汉时代，宫廷贵族的梁柱、墙壁、屏风等处都绘有寓鉴戒意义的图画；魏晋时代，此风更炽，曹植处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中，以他的才智和好奇心，其精通绘画是毫不奇怪的。而且，曹植的密友杨修是著名画家，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杨修有《西京图》《严君平像》《吴季札像》等作品，被列入中品下。曹植小杨修18岁，二人交往密切，曹植师从杨修学绘画是完全合理的。
（四）志欲立功，又不得不避嫌：
曹植有政治志向，有政治热情，期望自己能“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他颂扬古代明君贤臣造福人类的辉煌业绩，如《画赞》等作品；崇奉、颂美父亲曹操的文治武功，如《登台赋》《七启》等作品。他的《白马篇》希望自己能像并州游侠儿那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其《鹖赋》表现了他崇尚武勇的性格侧面，赋前小序曰：“鹖之为禽猛气，其斗终无胜负，期于必死，遂赋之焉。”其文曰：
美遐圻之伟鸟，生太行之岩阻。体贞刚之烈性，亮乾坤之所辅。戴毛角之双立，扬玄黄之劲羽。甘沈陨而重辱，有烈士之仪矩。降居檀泽，高处保岑。游不同岭，棲必异林。若有翻雄骇游，孤雌警翔，则长鸣挑敌，鼓翼专场。逾高越壑，双战只僵。陛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饰，增庭燎之光辉。
文章采用的是客观叙写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寄托，这就使文章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内在的意蕴，因而显得境界不高，缺乏艺术魅力，反映出曹植前期创作的特点。
建安时期，天下分裂，彼此争斗不息，曹植有政治热情，有立功志向，但到建安二十五年，他已近而立之年，却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表现和军事功绩，这里面的原因是很令人费解的。探析其原因，大概有两个：
其一是曹操不给他机会。曹操自己20岁即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2岁即为顿丘令，在位不畏豪强，政绩显著，他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儿子从政从军，以建立功绩呢？合理的解释就是，曹操治国治军，法令严峻，而且执法不挠。如《魏志·武帝纪》裴注说他“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他的马腾入麦中，他便割发代首，以行军令。又《魏志·崔琰传》裴注引《世语》说：“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曹植兄弟从政从军，一旦触犯法令，行法则不忍，不行法则败坏律令，所以曹操宁可将军国之事付托他人，也不愿既让自己的儿子冒险，又有可能坏自己的军国大事。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付托自己的儿子以重任，也是千叮咛万嘱咐。
建安十九年，“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以（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临发，太祖戒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曹植曾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私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曹操为此下令说：“诸侯长史及帐下吏，知吾出辄将诸侯行意否？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恐吾适出，便复私出，故摄将行，不可恒使吾以谁为心腹也。”这明白说出了他不愿轻易让儿子参与军国事务的意图。
其二是曹植有意避嫌。建安十六年，曹植被封平原侯，而曹丕只为五官中郎将，曹操要以曹丕为太子的意图已很明显，曹植自然明白父亲的用意。他聪明智达，博学多才，自然也清楚公子立功对太子意味着什么，因为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所以他虽然时常卖弄学问，却不愿在政治上有太多的表现。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任他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前往解围，这对渴望立功的曹植来说，不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却因醉酒而不能成行。聪明智达的曹植，此时已近而立之年，如果不是有意为之，是很难作出解释的，这种心态和顾虑，也影响了曹植此期的创作，使他的作品平添了一股慷慨幽怨之气。
（五）性情放达，追求享乐：
建安时期，曹植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舒适，他过的基本上是一种无忧无虑的贵公子生活，因而在他的生活和性格中有追求享乐的一面，这种追求享乐的生活和性格也在他的创作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如他的《名都篇》，描述了名都大邑贵游子弟“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的任侠享乐生活，行文中流露出称赏艳羡之情。读了这首诗，令人禁不住记起《汉书·酷吏传·尹赏传》中的一段记载：“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贵游子弟无所事事，交游驰逐，任侠享乐，甚至成为官府和百姓的祸害，这在当时的名都大邑大概是很常见的现象。曹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鲜活形象和精神风貌，富有生气和活力，他不仅向往这种生活，而且很可能还亲自实践过。这看他的《游观赋》《节游赋》《闲居赋》等作品即可知道。如他的《游观赋》：
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登北观而启路，涉云际之飞除，从罴熊之武士，荷长戟而先驱。罢若云归，会如雾聚。车不及回，尘不获举。奋袂成风，挥汗如雨。
胸怀壮志的年轻公子，自然是不甘寂寞的，只不过曹操禁令严苛，曹植不敢太过放纵自己。
曹植的《斗鸡》《公宴》等作品则反映了邺下文人的享乐生活，只不过他们的游乐是与探讨学问、交流创作心得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显得高雅、有情趣而已。当时邺城的西园，就是他们经常聚会玩乐的场所。
曹植的享乐意识和享乐生活并不是他个人所特有的一种习性，而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有相当复杂的原因。首先，两汉以来，随着社会的安定和财富的积累，在皇室贵族和官僚中间，便形成了普遍的追求奢侈享乐的风气。其次，政治的黑暗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文人才士仕途艰险甚至出仕无望，于是转而放纵享乐，前文所说的马融即是如此。产生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也多有这方面的内容，如《生年不满百》：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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