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一说流传甚广，实际上，孔子作《春秋》或笔削《春秋》只是儒家编织的一个神话。孔子其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地位和条件。
春秋以前，从事史事记录和著作的只有史官。
这种正式的国史，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称呼，如“晋之《乘》，楚之《梼机》，鲁之《春秋》”，零星散见于历代典籍的魏《竹书纪年》虽然由后世冠名，但也属于正式国史之列。
国史有历代相传的固定书法，这些正式的国史虽然记事简略，文字呆板，但却地位尊崇，属于国家档案，在当时是由太史掌管的秘藏文献，寻常人等绝对无权翻阅。
比如《左传》昭公二年（前）记载，晋国大夫韩宣子访问鲁国，他以诸侯盟主晋国正卿的贵宾身份受到特殊礼遇，才得以有机会一观鲁《春秋》。由此可知，当时的人想看国史，是十分困难的。犹如今日的国家机密档案，除专门的保管者外，决不允许他人涉足。
孔子的先世虽然是宋国的贵族，但自流亡鲁国后家世已经衰败，早已不复当年，与鲁国平民别无二样，至多算是一个顶着殷商王族后裔光环的落魄小贵族罢了。故而以他的地位，不可能看到作为国家秘藏档案的《春秋》。
当时的国史是由历代任职史官接续书写，而史官一职是父子相袭的，断然没有交给外人记录的道理。因此，说孔子作《春秋》完全不符合历史。至于说孔子笔削《春秋》，则更是荒唐至极。春秋时期，史官地位极其尊崇，是记述史事和解释史事的唯一权威。从历史的有关记载来看，由史官所撰写的史事记录，甚至连当时最有势力的掌权执政者也无法改动。
比如，前年，晋国大臣赵盾与晋灵公嫌隙深重，赵盾假装逃亡，暗使党羽赵穿杀灵公，自己未离国境便又返回朝廷。太史董狐洞悉此事，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赵盾否认，太史揭穿他说：“你是执政正卿，名为逃亡却不出国境，返回后又不声讨逆贼，不是你在背后主谋，又是谁呢！”赵盾无言以对。
又如前年，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太史明书“崔杼弑其君”，崔杼连杀两人，第三名太史依旧还是这么写，崔杼只得作罢。
孔子既非鲁国太史，又不执国柄，却能做连权倾一时的赵盾、崔杼都无能力做到的事，不但随意观览国史，甚至一凭己意随意笔削，这怎么可能呢？！后世流传的所谓“乱臣贼子惧”的“春秋笔法”，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其实与孔子完全无关，不过是史官历代相传的固有文法。周代讲求礼制，极重尊卑等级，故史官记述国史有严格的规则，什么人、什么事能够载入国史以及如何书写，皆有严格规定，避讳甚多，尤其是对于位尊者受到的不敬待遇或是位卑者获得的超规格尊崇，都要尽量加以掩饰，很多事情都不能直书。
所谓孔子作、著、修、笔削《春秋》，是一个年代悠久且过程绵长的古老神话。制造这个神话的原因，乃是儒家为了包装自己的政治学说的需要。
孔子生时，他的处境很不得志，甚至颇为潦倒，一生求展其抱负而终不见用。但在后世儒家眼中，孔子的形象至尊至重，高不可仰。儒学的地位则由于孔门弟子的大力发扬而影响渐巨，声望日隆，这就促使儒生不断去抬高孔子的地位，神化其形象。
进入到战国时期以后，贵族阶层、周礼制度被列国的新兴变法击得粉碎，旧制度、旧阶层土崩瓦解，鲁《春秋》乃至部分周王室的史书，因各种原因而流散民间，从神圣的国家秘藏档案跌落为私家讲学的常用读物，其过去曾有的尊崇地位渐渐不再为人了解。
这对迫切需要“造神”的儒家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
于是，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在儒家中逐渐流传开来，并由儒学经师们在讲经授学的过程中不断地重复这一说法，从而使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若干年之后，便逐渐成为一种确切无疑的定论。到了孟子时期，经过《孟子》所言，孔子与《春秋》这种著述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可，逐渐成为定论。到了汉代以后，孔子和儒学的地位被不断抬高，这一说法也就始终被信奉。
如果孔子真的看过、著过、修过《春秋》，何以他在《论语》中对此毫不提及呢？孔子最初的学生当然知道自己的老师没看过《春秋》，断不会制造“笔削国史”的神话。也只有经过了几代人之后，才会有不明就里者编造这样的经不起推敲的故事。
孔子曾讲过，自己“述而不作”，我们应当相信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而不是后人编造的美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