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乐钟制度是乐悬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象征身份权力的重要标志。及至东周，除实用乐钟外，出现了在青铜器上刻画金石之乐的现象，之后在汉画像石中也发现有许多钟磬乐。
画像青铜器上４件甬钟成编的编列制度一方面取之于西周早中期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乐钟音乐性能内在约束力的体现。
青铜器图像中的乐钟制度，汉画像石中的乐钟使用呈现出新的特色。金石之乐在两汉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从先秦的王侯贵族拓展至豪强地主乃至富裕平民。
但是乐钟数量锐减至1或2件，乐钟形制也发生了变化，钟腔变得短阔，钟枚逐渐退化，并且往往与丝竹管弦、建鼓百戏等同时演出，不再具备领衔乐队的地位。
一、青铜器图像中的乐钟制度简述
1、青铜器画像中的乐钟制度
江苏镇江王家山东周墓铜鉴残片１件。残片内刻画满图像，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连续的鸟纹带。第二层中间为一座楼台建筑，堂中放置一案，上陈两尊，左侧一人正举角饮酒，身前放置一豆，一人垂手躬对于饮者。右侧两人正引弓射箭，在堂外悬挂有一张侯，可辨一人正在收集箭矢。下层有两人立于鼎边煮肉。堂左侧屋檐下有一人拾阶而上，一人躬身相迎。堂外上层有数人行走，下层刻有磬一堵，可辨有四磬，一人举槌击磬。
河北平山三汲豆１件。豆高19.6厘米、口径17厘米，盖捉手呈圆饼形，下有短柱连接，豆身圆腹圜底，腹部对称有竖环耳一对，豆柄较粗较矮，器表覆满图像。
捉手面饰狩猎纹，一人七兽。器盖为两组间隔分布的宴饮图、狩猎图，内容相同。宴乐图以二层建筑为中心，上层中心放置一案，陈两尊，四人于堂内饮酒，另有二人立于堂外。
下层置兽型筍瀵，悬磬一堵、钟－编，共四钟四磬，二人敲钟，二人击磬。另有一人击鼓，两人翩翩起舞。楼左侧有射手四位，正引弓射雁，有的大雁被射中掉落，有的被绳索缠绕挣扎。
豆腹部为两组相同的狩猎图，狩猎者持长矛与猎物对峙，形态生动。豆柄上是两组相同的采桑图与狩猎图。
华尔特美术馆藏豆２件。豆高19.6厘米、宽22.9厘米，盖捉手呈圆饼形，可却置，下有短柱连接，豆身圆腹圜底，圆环形耳，豆柄较粗较矮，其中一豆耳残。
上海市博物馆藏椭杯１件。此件椭杯呈方舟型，敛口，直颈，折腹，颈部有对称两环耳。高6.2厘米，口纵18.4厘米，口横14.9厘米，用极细线条于内外壁刻画出画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壶１件。壶高40.7厘米、宽24.6厘米，口微侈，短颈，腹部较深，均匀鼓出似立蛋型，矮圈足，两肩有铺首衔环。
山西长治分水岭铜鉴１件。铜鉴底部饰有水蛇纹，内壁覆满图像，可分为宴饮与狩猎两部分。
河南辉县赵固铜鉴。铜鉴高13厘米、口径45.2厘米、底径20.3厘米，侈口，直壁折腹，平底，器壁有一对环耳，壁极薄，约0.1厘米，采用刻画方式在内壁覆满图像。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壶１件。壶高36.6厘米、腹径22厘米、口径11.1厘米，侈口，鼓覆，肩部对称有一对铺首衔环，器表覆满图像，可分为四层。
2、青铜器图像中乐钟编列的特点
青铜器图像内容丰富多彩，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拓展。而宴乐图则是贯穿青铜器图像的固定内容之一。
自殷商将铙组成编列后，乐钟编列形式开始出现。西周初期，周人以甬代铙，将甬钟组成编列。至西周后期，缚钟以３件成编进入乐悬之中。西周末期，钮钟诞生，以８件组编进入乐悬，并很快增加为９件成编并保持稳定。
—部分图像较为清晰，如故宫博物院藏铜壶、华尔特美术馆藏豆、百花潭中学出土铜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乐钟有雨，悬绳从斡部穿过，应为甬钟。另一部分图像虽较为模糊，但从悬挂方式和乐钟形状也可推测出图像中乐钟应为雨钟。
从乐钟的形状来看，除陕县后川铜盘、彪镇琉璃阁铜奁、辉县赵固铜鉴刻画得较为模糊外，其他图像中可清晰看出乐钟于弧铣尖，与缚钟的平于迥然不同，可推出青铜器图像上所刻画的乐钟应为甬钟。
商人创设了钟磬成编列使用的方式，编列的诞生不仅代表着乐悬形制的扩大，也标志着乐音成列，是一项重要的突破。
而编列中的钟磬数量自诞生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礼”与“乐”的发展与平衡不断扩展与变化，因此，编列中的钟磬数量也是划分时代的重要标志。
二、图像中钟磬编列数量与实际出土数量的差别
青铜器图像中的编钟数量呈现较强的一致性，12例完整编钟中有９例为４钟，3例为５钟，４件成编为主要方式。
画像青铜器是从春秋晚期兴起，到战国时期兴盛，战国之后消失不见，其时间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与战国。
春秋晚期与战国时期，甬钟的编列形式非常多样，一或者十二件成编情况都存在。
这与青铜器图像中的高度一致性不符，说明青铜器图像中的乐钟编列形式并非为春秋战国时期用乐制度的现实写照。
从身份等级上进行梳理。出土实物乐钟的墓葬中，国君与九鼎级别的有５例，侯与七鼎３例，卿大夫与五鼎有４例，其余身份至低也为上大夫，皆为高级贵族。
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实物乐悬的使用仍然仅限于高等级贵族，而在较低等级的贵族中，则出现了将礼乐场景刻画在图像中以替代实物乐钟来彰显身份的做法。
这一方面反映了春秋末期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低等级贵族出现僭越行为，但因礼乐器的铸造本身是一个耗资巨大的事情，低等级贵族不一定有足够的财力承担，从而选择这种较为节省资金的方式进行表达，另一方面这也是礼乐制度不断下沉的表现。
三、图像中乐钟编列起源
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出现的青铜器图像中，乐钟多以４件成编，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其背后必然遵循着某一时期的编列规范。
1、西周时期的甬钟编列
西周初继承殷商的编铙制度，以甬代铙，形成了稳定统一的３件成编的编列制度。这一稳定制度到西周昭穆时期发生了变化。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宄所对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在该墓中出土了一组甬钟共４件。从甬钟的纹饰来看，４件甬钟可分为两套，一套为截锥状枚，一套为乳钉状枚，每套各２件。
这与西周初期南方地区以２件甬钟成编的情况相符。但４件甬钟出土时呈一组编列式排列，根据侧音结果，这４件甬钟按大小顺序正好组成了一组音列关系。
该音列关系与西周其他４件成编的甬钟音列一致。因此，湖北随州叶家山出土的４件甬钟当为一编列无疑。这表明南方地区早在昭王之世就已经开始尝试从将之前的２件成编组合成新的４件甬钟成编的编列形式。
昭王时期开始出现４件成编的甬钟编列，但这一时期仍以３件成编主流。到穆王时期，青铜乐钟编列纷纷从３件拓展至４件成编。到穆王时期，青铜乐钟编列纷纷从３件拓展至４件成编。
年，北大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宄所发掘了曲沃县曲村的晋侯墓，该墓墓主为穆王时期的晋武侯。该墓未经盗扰，墓中出土有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甬钟４件。
这４件甬钟非拼凑组合而成，而是一次性有意铸造，表明４件成编甬钟成为新的主流。
青铜器铸造是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因此，甬钟编列在从２－３件突破为４件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家族并不会废弃之前的甬钟，而是采取拼合、加铸的方式，组合成４件编列。
因此在许多墓葬、窖藏中可以分辨出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甬钟，这些甬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加组成新的编列。
如年陕西耀县丁家沟西周窖藏中出土的４件甬钟，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晚。这４件甬钟形制并不一致，并非同时铸造的一组编列。
但根据音乐学的角度分析，４件甬钟的音列正好能构成“羽－宫－角－徵”，与西周中晚期的甬钟音列相符。因此这４件甬钟应该是通过拼合组成的编列。
晋侯苏编钟总共有16件。王子初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对16件甬钟进行断代后认为，这16件甬钟并非同时铸造的。
从昭王之世滥觞，到穆王时期，无论是3+1形式还是2+2形式，亦或是新铸４件，北方中原地区甬钟编列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定的４件甬钟组编的编列形制。
但从长江中游其他西周甬钟编列的出土情况来看，南方地区在西周早中期依然以单件或２件成编的形式为主。
从身份等级上看，有明确身份信息的几例甬钟编列器主皆为国君和诸侯、伯等级，兴钟主人微伯兴曾任太史，位列三公，这一时期乐悬的使用仅限于高等级贵族。
青铜器图像中４件成编的形制虽不见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其编列有先秦蓝本可依。在西周早中期形成的４件甬钟成编列的稳定形式，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图像中刻画的甬钟编列是一致的。
2、甬钟音列
甬钟编列从西周初期的两件或三件成编拓展至西周中期的４件成编，再到孝王之后逐渐出现８件成编、16件成编的形制。
昭、穆时期，甬钟编列尝试向４件成编转变，其主要的变化在于增加了“徵”音，并且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侧鼓音。对于造价昂贵的青铜乐钟来说，如何设计音列，使得在尽量少的乐钟中呈现出合理的音阶非常重要。
甬钟编列从３件成编增加为４件成编，“羽－宫－角”音列拓展为“羽－宫－角－徵”，并且首末二钟的正鼓音固定为“羽”音，这是用最少数量的钟满足“羽－宫－角－徵”四声音阶的设计结果，形成了“钟尚羽”和“徵不下正鼓，羽不上侧鼓”的音位布局。
总结
虽然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青铜器画像中的乐钟编列与当时社会的实用乐悬编列不同，但其编列均有蓝本可依据。青铜器图像中的乐钟编列皆本于西周中期高等级乐悬制度。
“４钟”编列一方面延续了西周中期王侯等级贵族实用乐悬编列数量，体现了春秋晚期与战国时期，较低等级贵族对高等级制度和权利的向往，但在或缺乏铸造实物乐钟的实力或不敢明目张胆僭越的心态下，用刻画乐钟编列的方式展现其野心和渴望。
另一方面，青铜器图像中４件成编的编列形式也受到了乐钟音乐性能的制约，４钟成编可以最低限度的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音阶，即使之后拓展为８件、16件成编，其核心依然是以４件为基础，具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
因此，４件成编出现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画像中，是礼与乐二者共同作用下呈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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