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三章春秋战国时代神人关系的重建
一、祭祀制度的转变和对无德神祇的否定
人们创造了神，就要事奉神。上古原始宗教的事神方式，主要是献祭。人把丰盛而洁净的祭品献给神，希望得到神的护佑。
最基本的祭品是食物。《山海经》不仅记载了各地的山林湖海之神，同时也都记载了献给这些神祇的祭品。比如第一卷《南山经》，记南山经之首：
自招揺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毛，指祭祀所用牲畜的毛色。糈，祀神的米。稌，糯米。也就是说，祭神，有粮食，有肉食，还有玉。这是非常高级的祭品了。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发掘出来的玉，多是祭品。其年代，在公元前七八千年到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尚书·舜典》也说，舜“修五礼、五玉”。也就是说，祭祀神祇用的玉有五种。由此看来，《山海经》记载祭祀用玉，当是比较可信的史实。如果认为《山海经》和《尚书·舜典》反映的大体是尧舜到夏代之初的宗教状况，那么，尧舜和夏禹时代，其祭祀所用的物品，已经发展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
《尚书》所反映的情况，应当是所谓“绝地天通”之后的状况。所谓“修五玉”，据注释，是说祭神用玉的等级和级别问题。比如公爵用的玉圭九寸，侯爵、伯爵只能用七寸等等。至于其他祭品，也都有相应的规定。
文献对尧舜时代的描述是否属实，难以查考。然而用这样的文字描述作者心目中的圣人时代，至少说明，描述者本人，是这样主张、或有这样思想的。这正是周代的祭祀状况。
据《国语·楚语》，在绝地天通以前，民众不仅“家为巫史”，人人都可以随便祭神，而且“烝享无度”，以致“民匮于祀”。也就是没有一个制度和规定，以致民众把所有的财物都用于祭神，以致匮乏贫穷。
用丰盛的祭品讨好神祇，以求神祇降福，是原始宗教事奉神祇的基本状况。所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把这种状况称为神与人的“交易”。其祭品的丰盛，各个民族情况不同；但都会竭尽所能，则几乎一致。而这种祭祀观念发展到最高点，就是用人献祭。几乎各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有人祭的情况。据英国宗教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即使国王，在必要的时候也不得不用自己的儿女献祭。
这样的情况后来遭到了先进思想家的批评。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批评人与神的“交易”。在印度，则是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反对婆罗门宣称的祭祀万能。在中国，则是对祭祀制度做出规定和限制。
据《国语·楚语》，就在观射父讲述“绝地天通”状况之前，还讲述了当时对祭祀中所用肉食的规定：
（平）王问于观射父曰：“祀牲何及？”
对曰：“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民则不慢。”
王曰：“其小大何如？”
对曰：“郊禘不过茧栗，烝尝不过把握。”
王曰：“何其小也？”
对曰：“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
据注释，这里的大牢，指牛羊豕三种牲畜。会，三个大牢。举，君主在每月初一、十五的大餐。特牛，一只牛。少牢，羊或猪。特牲，指猪。茧栗，指角像蚕茧和栗子般大小的小牛。把握，角可以用手完全握住的稍大一点的小牛。
可以看出，这是对祭品的严格规定。这个规定，应该是比以前要少得多。所以楚王才问，怎么这样小？！观射父的回答，道出了当时事奉思想的核心，那就是“不求丰大。”因为神是“以精明临民的”。什么叫“以精明临民”，没有注解。但从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代祭祀思想的重大变化。
首先当然是《论语》的记载。从孔子反对季氏旅祭泰山，反对季氏用八佾等，说明当时祭神的礼仪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对于祭品，孔子的主张是：祭品以俭省为宜：“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而在孔子之前，被认为是商周之际形成的《易经》就已经指出：“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杀牛，是一种丰盛的祭品。禴祭，一种俭约的祭祀。也就是说，祭祀能否得福，不在于祭品的多少，而在于祭者的态度。
春秋时代，关于事神的效果和方式，曾经不断发生争论。晋国讨伐虢国，要借道虞国。宫子奇劝虞公不要借。虞公说，“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宫子奇反驳道：
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徳惟馨。”（《左传·僖公五年》）
其中“黍稷非馨……”的话，是援引《尚书》，而“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的话，则是所谓“人言”，指当时已经形成的共识。
而早在几十年前，也就是鲁庄公十年，当齐国进攻鲁国的时候，鲁庄公的应对策略就有祭祀一条。但是他不依靠祭品的丰盛，而是依靠态度的诚信：“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左传·庄公十年》）
而人之所以要用诚信，用德行来讨好神祇，而不是依赖祭品的丰盛，那是因为神的情况改变了。这时候的神，不再是原始宗教那没有道德观念的神，而是所谓“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的鬼神。传统的、仅仅根据祭品状况决定是否给人降福的神祇，被根本上否定了。
祭品方面最大的进步，也是对传统神祇观念最重要的否定，是对人祭的谴责。
二、对人祭和殉葬的谴责与对妖神的否定
把活人作为祭品献给神祇，是原始宗教用祭品讨好神祇的极端发展，也是宗教发展史上最残酷、最不忍回首的一页。
据弗雷泽《金枝》的描写，许多情况下，人祭并不是把人简单地杀掉或者弄死就算完事。有的民族，要把被献祭者，弗雷泽称为“人牺”，放在一个烧热的铁板上烤，让人牺在铁板上翻滚，哭号。据说是人牺的眼泪流得越多，庄稼就愈能丰收。也有的民族，许多人用石头把人牺活生生地砸碎，然后分取他的肉体，据说这样可使庄稼丰收。这种许多人用石头砸死人的惩罚立式，至今还在一些民族或宗教中有其遗迹。
据此，则基督教所谓God为拯救人类献出自己的儿子耶稣，就是以前在必要的时候国王也不得不用自己儿女献祭的延续，同时也是人祭在基督教中的结束。就这一点来说，基督教教义乃是当时先进的宗教观念。而今天仍然在基督教中奉行的圣餐礼，也是此前分取、甚至分食人牺现象在新条件下的延续。类似中国古代把活人殉葬变成偶人，现在把古代真实的战争搏斗变为体育的竞赛项目。人类，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把以前曾经在现实中实行的东西，变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供休闲欣赏的东西。
人类献给神祇的祭品，多种多样，最高级的，物质方面有玉、帛等等，精神享受方面就是歌舞、戏曲。鲁迅先生的《社戏》，说的就是民众献给社神的戏。至少中国的戏曲，起初就是为祭神而发展起来的，所以过去的戏台往往都建在神庙附近或者对面。
但是在这众多的祭品当中，有一种祭品是最基本的、不可少的，那就是食物。
人最初要把食物献给神祇，那么，这神祇一定是能够吃食物的。就这一点来说，神祇起源于所谓“万物有灵”的论断，就不会是正确的，因为灵魂是不会吃东西的。
人类创造的第一批神祇，是动物。食物，一定是诱捕动物的饵料或者在必要时不得不丢弃给动物以避免受到伤害的猎物。在保管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有的农民也会在箱笼或者麻袋以外放一些粮食给夜间出没的老鼠，就像现代某些人在钱箱外放上一点零钱给小偷一样，为的都是避免更大的损失。这些手段，一定是最初用食品向神祇献祭的起源。等到神祇已经被认为是纯粹的精灵，甚至比精灵还要抽象，但用食物献祭的传统却仍用象征的方式保留着，这就是所谓圣餐礼一类礼仪的由来。这样说，或许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快，然而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解释可以说明用食物献祭的由来。
使人类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把某些对象塑造成神祇，并且用食物向他们献祭以求获福的时候，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会把自己的同类作为献祭的礼品。
在古希腊神话中，在许多民族的史料甚至现实中，都有不少人祭的记载或者不久前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所以使得如同弗雷泽这样的宗教学家或称人类学家能够搜集到许多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在中国有关上古的回忆性记载中，却很难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很可能，这些材料经过了春秋战国时代像孔子这样的思想家的筛选和删削。古希腊苏格拉底等人想作、要作的事，没有作成，但在中国几乎相同的时代，却作成了。其原因，当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普遍对于人祭活动发生了反感和抵触。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
《春秋左传·鲁僖公十九年》（-年），经文：“已酉，邾人执鄫子用之。”传文：“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用之”，杜预注：“言若用畜产也”，即像用牲畜一样地用人去祭祀神。“次睢之社”，杜预注：“此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
鄫子，鄫国君主。当时，宋襄公想称霸诸侯，邀请滕、曹、邾、鄫四国在曹国南部会盟，鄫国君主迟到，宋襄公就让邾国人抓住鄫国的君主，像用牲畜一样，把鄫国君主杀死祭神。
楚国公子司马子鱼评论道：
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所谓“六畜不相为用”，比如祭马神不能用马献祭，因为马神不会接受这样的祭品。所谓“小事不用大牲”，比如小祭用羊，甚至仅仅用鸡就可以，因为小神不敢接受丰大的祭品。所谓“用人，甚谁飨之”，就是说，现在却用人向神献祭，神能够接受吗！在司马子鱼看来，次睢那地方的社神，就是一个“淫昏之鬼”，也就是后世常说的妖怪。杜预注，干脆就说这个所谓的社神，乃是“妖神”。大约从此以后，那些要求用人作祭品的神，就逐渐被认为是妖神、妖怪。而我们在晚近的文艺作品中，比如《西游记》等作品中，看到那些要求用童男女献祭的，都是那些妖怪。
《左传·鲁昭公十年》，鲁国讨伐莒国，“献俘，始用人于亳社。”杜预注：“以人祭殷社”。“用人”，就是把人像畜生一样献祭。鲁国大夫臧武仲当时在齐国，听到这件事以后评论说：
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周公是鲁国的创业祖宗。也就是说，鲁国的祖宗从此不会再接受他的不肖子孙们的祭祀了，因为周公只接受符合道义的祭祀。鲁国这样做，不合道义，太放肆（佻）了。把人像牲畜一样地使用，谁会给您降福呢！
春秋时代反对人祭思想的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就是著名的“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战国时代。著名的贤君魏文侯任命西门豹作都城邺镇的长官。西门豹在访察民情的时候，发现民众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河伯娶妻”。官吏每年向百姓征税数百万，用二三十万为漳河神娶妻，把剩余的钱与巫婆们一起分掉。到时候，巫婆四处查访，认为哪个姑娘合适，就把人买来，居住在华丽的帐篷里，精心装扮一番。十几天后，找一个合适的日子，让姑娘坐在床席之上，推进河里。漂浮数里之后，沉没入水，说是给河神办完了婚事。有姑娘的人家怕自己的女儿被选做河神妻，纷纷逃走。由于收税，百姓们也被搜刮得十分贫穷。
这一年，又到了给河神娶妻的日子。西门豹说，让我看看新娘子是否合适。他看了以后说，这姑娘不漂亮，请大巫师报告河神一声，改日另选一个好的。说完，就让兵士们抱起巫婆投到了河里。过了一会儿，说，巫师怎么去了这么久？于是命令把巫师的一个弟子投进河里。又过了一会儿，说，他们怎么都不回来？再派一个去问问。于是又将一个弟子投到了河里。连投了三个。又说，她们都是女的，不中用。于是把衙门中的“三老”又投进了河里。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又要派衙门里的副官或者某个豪绅去报告河神，这些家伙吓得连连磕头求饶。从此以后，再无人敢提为河神娶妻的事了。
为了消除漳河的水患，西门豹还兴修水利，开挖了十二条渠道，引水灌溉田地，使百姓们都富裕起来。
西门豹治邺的成就广为传颂，同时传颂的，还有他惩治那些为河神娶妻的巫婆、污吏的故事。
这是中国古代宗教观念的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开始把用人献祭看作极其不合情理的事，把那些要求用人献祭的神，称为妖怪，并把它们逐出神祇的队伍。
用人献祭的另一形式就是殉葬制度。这是世界各个古代民族都曾经有过的宗教观念。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宗教观念也遭到了先进思想的抵制。
《诗经》中有两首《黄鸟》诗，其中出于秦国国风的一首，被认为是哀悼秦国三位良臣的诗。该诗充满哀怨地唱道：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开始强大起来。他死的时候，殉葬的有人。其中子车氏三兄弟，是他最为得力的臣子，却被要求殉葬。秦人哀伤，作了《黄鸟》一诗。《左传·鲁文公六年》评论说：
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予之法制，告之训典。……众隶頼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黄鸟》之诗和《左传》所谓的“君子曰”，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人们对于从死殉葬制度的反感和哀伤。这种不满和哀伤，乃是最终废除这种制度的思想准备。
反感殉葬制度的另一面，就是对制止殉葬的赞美。
《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国大夫魏犨得了病，告诉他的儿子魏颗说，我死以后，一定要让我的爱妾嫁人。病重时又说，我死以后，一定要让她殉葬。魏犨死，魏颗把父亲的爱妾嫁了人。魏颗说，我遵守的是父亲清醒时的遗嘱，不能遵守他病重糊涂时的遗嘱。后来在和敌军交战时，看见一个老人把草结成一团，使敌军的大将落马，成为他的俘虏。
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善恶报应故事。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对殉葬制度的反感，和对制止殉葬行为的赞扬。
《孟子·梁惠王上》载：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俑，偶人。无后，即没有儿子。在孟子看来，无后乃是最大的不孝：“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下》）。那些用偶人殉葬者，将遭受没有儿子的报应。原因就是，他们用了象征人的东西殉葬。
孔子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明，但是孟子对殉葬的极端反感，却是事实。
据正史记载，中国古代用人殉葬的制度，特别是皇帝用人殉葬的制度，直到明朝英宗时，才被完全废除。但是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对于殉葬制度的不满和反感，则是废除这种残酷制度的始点。
用人殉葬，其思想基础是，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不死，甚至还有所谓“生活”，所以要有人来侍候他。因此，不满这种制度，也是无神论思想的重要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