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化系列：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为何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原创鹰眼荷鲁斯历史心发现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并不算短，大一统更像是近现代人想象出来的构建物。因为当一个大一统王朝刚建立时，新生的政权往往没有统一天下。而等到这个王朝的日落西山，地方上便会出现倾向分裂的割据势力。甚至在边疆地带出现强梁之外寇建立独立政权。如果再算上那些大分裂大动荡时期，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其实比较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小南北朝局面。
虽然分裂的时间并不短，但在中外，我国知名度最高的军事史和分裂时代是三国时代。其实仁义之君，倾城美人，忠勇武将，谋臣这些原型人物，在各种历史演义中大量重复，这些人物总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其他演义小说里，但为什么偏偏是三国演义最为流行呢？
三国历史的特殊性因素
三分天下的格局在历史上比较少见，并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通常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大致分为一下几种：
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大分裂时代；
南北朝分裂这种胡汉对峙；
五代十国和五胡十六国这种，南北一方局部统一，另一方分裂混战的局面。
其他时代也有过短暂的三分倾向。比如南宋时四川将领吴曦勾结金人叛乱，准备在四川独立建国，但被宋朝爱国将士诛杀而流产。四川在历史上也被各种割据势力占领过，但三国时代的三分局势在中国史上仍然很少见。
三国题材之所以经久不衰，正是因为三国时代的三方势力各有特色：
蜀汉的王冠来自于对汉王朝血统的声称继承权；魏国的王冠来自于汉献帝的禅让，虽然是逼迫汉室所得；孙吴则是乱世中割据一方的地方豪杰的代表。
三家割据的局势，其实体现了十分鲜明了新旧过度的时代特征，渴望改变命运的人，可以在三方势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况且，蜀魏的正统之争可以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捍卫自己的合法性。比如《四库全书》就明确提到，北宋之前乃至北宋都以曹魏为正统。特别是北宋太祖登基的方式与曹魏夺位有类似之处，所以北宋诸儒生以魏为正统，把南唐后蜀视作蜀汉和吴的对应存在。
但南宋就改变了尊曹的历史传统，改为尊奉刘备为正统，汉人统治者和民间对于三国正统的承认终于达成了统一。因为蜀汉与南宋都是偏安一隅的正统王朝，南宋朝野在主战派占上风的时代常常以蜀汉政权自比以激励士气。而入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继承了这一思路，其实是为了收买汉人人心。
所以三方势力其实对应着渴望改变命运者的三种选择：要么以两种方式获得前朝的法统，要么自立割据。
建国者身份引起情感共鸣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从三家建国者的出身看，这是庶族地主和平民，挑战士族地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故事，让人看到了阶级流动的希望。
曹魏和蜀汉虽然因为有正统之争而不共戴天，但事实上两个政权在建国者的出身和推行的政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和刘备一样，曹操的出身并不太好，从传统角度看甚至很糟。他所寄托出身的阉宦家族，在传统的儒家文化里是几乎没有地位的。但是曹孟德却少好任侠，行为放荡不羁，很小就表现出了特立独行的才干和气质。在崛起的过程中，曹操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不论受荐者的出身与品行。这其实是对汉代受儒学士族把持的孝廉，征辟制度的大胆挑战。在击败了袁绍平定河北之后，他痛斥袁绍放纵亲戚豪强兼并弱民土地的行为，并让贫民为自己代交赋税的暴行。之后就推行了一系列安定生命，抑制兼并的措施，体现出了明显的法家色彩，在打击豪族方面不遗余力。
而综合国力最弱、统治集团同样出身贫寒的蜀汉政权推行了一套军事优先的战时体制，以应对严酷的国际局势，有明显的法家色彩。由于统治者的出身贫，所以不受诗书礼仪的金科玉律的束缚，不问门第，很能礼贤下士，四处寻求贤才，以求能迅速上升，改变命运。
刘备亲自仿贤，寻求隐居中的诸葛亮，与曹操的求贤令其实也有共通之处。而诸葛亮的祖先，西汉时代的诸葛丰就是著名的法家拂士，所以诸葛家很可能有世传的法家之学。在刘备留给后主刘禅的遗诏中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
这与曹操“擘商申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有共通之处。一反之前儒家士族刘璋对益州宽缓的、符合儒家传统的温和统治，就像曹操改变了袁绍对河北的统治风格一样。
对命运的挑战
桃园三结义虽然是虚构的，但反映了下层民众结社自保的诉求，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刘备身上看到了希望。
刘备是流落民间的汉朝皇室后代，有国姓，有了争夺天下的一定的合法性。但他论血统已经在大汉皇帝的五服之外，再加上中山王子孙过于众多，所以刘备已经和平民无异。比他强的同宗刘姓，比如刘璋，刘表大有人在。
所以刘备有突破阶层隔板，向上攀登，最后登上汉皇宝座的传奇经历。这是他区别于东周列国的世袭贵族，也不同于陈胜、朱元璋等布衣皇帝，以及那些出身将领大臣的开国之君的特别之处。从平民一路打拼，虽然败多胜少，但还是戴上了汉朝皇冠。这一壮举，打破了古代王朝家族一姓不再兴的历史诅咒，即同一皇室家族无法再次崛起的命运。后来五代十国的后唐，南唐，后汉其实只是在姓氏上假托前朝，而与汉唐没有血统关系。
虽然英雄君主们成功地在与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皇族后裔的争夺中胜出。让下层人看到了阶级流动，改变命运的希望。但是最后的三国里，魏先被世代为将军，令尹，太守、隐忍的士族司马氏家族所取代。曹刘两家对命运的反抗，最终归于失败，世家大族再次夺回了统治权力。
反观其他次品的演义小说，往往用庸俗的大团圆结局消解对命运的深沉思考，这些乐感文化的产物大约也只能流行一时，然后被扫进时间的垃圾堆。
陈寿的三国志提供了极佳的史料和改写范本。有利于对历史主线的把握和人物形象塑造。三国演义的源头就是三国志，属于国别体和纪传体的综合，魏书，蜀书，吴书下有各国人物的完整传记。
此外，陈寿在蜀汉时曾经当过巴西郡中正，这一官职的责任就是品评人物臧否。所以在三国志里，陈寿对每个历史人物进行了经典的概括与归纳，非常符合魏晋时代的品评人物的风气。比如关羽美髯，刘备长臂过膝等经典形象流传了上千年至今。而且每个主要人物的经历足够完整，足够丰富。
虽然蜀汉政权的历史太短而且没有设置史官，但是陈寿曾经师从谯周修史，而且受到了老师的好评。再加上他自己也是三国的蜀国人士，并十分重视收集有关材料。之前已经有了《魏书》，《魏略》等其他国别体史书，有值得借鉴的材料，所以他的作品有相当的可信度。
三国志位列前四史，其严肃性也不容随意的改写与质疑。所以三国演义对历史的改写能做到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兼顾了文学性与历史性。这种既带有深厚文化底蕴，又不失浪漫主义与人文情节的作品，最终确保了《三国演义》的经久不衰。
哪怕本国的文化产业一直萎靡不振，也有日本这样的领居不断拿去重新谱写，塑造了文化圈的出口转内销经典。
为什么其他以大分裂为背景的历史演义都没有三国这么成功呢？
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演义作品却不如后世
历史一旦被尘封，后人对它的任何描述，便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观色彩。尽管正史与文学文本的性质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带有虚构性。只是文学文本在有意虚构，文学作品则会在力求客观时，不知不觉中触发了人类的虚构天赋，以试图还原历史的细节。
何况，一些历史文本还会囿于官方禁忌、个人好恶等主观因素，对往事进行避讳或夸大。结果，有的历史虚构合情合理，无伤大雅。但有的历史文学中的虚构简直就是败笔。
比如从两宋时代开始，杨家将和岳飞的故事就受到了天马行空的大胆改编。这些改编的质量大多不高，很多衍生作品没有处理好虚构与史实的关系。按当代的话来说，就是报道出了偏差。
有关岳飞的记载在一开始就远远少于三国志
岳家军的原始记载受到了秦桧党徒的大肆销毁。很多岳飞的家人与亲友部下受到诛连迫。哪怕是岳珂为祖父撰写的《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也只是孝子慈孙本着为先祖美言的目的，用春秋笔法写作的。因而闭口不提岳飞早年的败仗，还把其他将领的事迹算到岳飞身上。后来元人写宋史时也参考了这部书。故编入正史的岳飞传记，已经是神化岳飞的起点，与真实历史有一定偏差。
至于大名在外的杨家将，无论是在《宋史》，《辽史》，《十国春秋》等史书，还是民间野史《烬余录》当中，都相对简单。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母题：太原受降-雁门大捷-被俘不屈-诸子继业等，就是一组粗线条。整体来看，杨业在民间映像中的地位远高于他在宋史中的地位。但杨家威名在外，广受百姓喜爱，所以各种改写可谓生生不息。这些改写严重违背史实，说杨家将们平辽国灭西夏。
杨家将的民间形象与历史原型也相差甚远
此外，这些作品融入了太多的超自然因素，让人想起《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只要给将领们加上法系攻击，就成了抗金抗辽版的《封神榜》。比如在改编自杨家将故事的《昭代箫韶》里，先有八九个神仙从三层戏台一起出场。接着紫微大帝指明天意：胡汉战争要打三年。三年之内，从君臣将帅到野夫各有劫数，其生死命运和善恶审定均由各路神仙暗中操纵。每到关键时刻，就有神仙出场履行天意。
岳飞传的各种版本也偏离史实过于离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审美观的审问。比如《如是观》里，岳飞成功北伐赢回了徽宗钦宗，而秦桧被打入地狱永世沦为畜牲，受到折磨。
这些大明年间爆红一时的畅销书，到了今天几乎无人知晓。因为这些魔幻元素仅仅用来表达基本的前世命定，因果报应和愚忠观念，不像西游记那样涉及到哲学叩问和终极关怀。所以低端的超自然元素就和今天的五毛特效一样，反而成为解构经典母题的败笔，在后人看来幼稚无比，降低了文本的可读性。
而游戏性质的意淫，也解构了两宋历史的残酷性与严肃性。三流文人们在想象世界里用地图开疆，只能满足某些人可悲又可鄙的虚荣心，却无法触发人们对于两宋之交历史悲剧的深刻反思。
地图开疆的优良传统至今依然依稀可见
时代的制约
涉外的演义内容容易引起外族统治者的警觉
民族矛盾的敏感性，限制了反映民族战争文学的传播。相比之下，三国只是汉民族内战，而演义小说的前身是宋代话本和文人笔记。
从宋代开始，汉与周边民族矛盾加重，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建国，甚至三次入主中原。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大众创作了各种夸张的抗金抗辽神剧的原因。而宋辽-宋金-宋蒙民族战争的内容受到外来统治者的警惕。比如元杂剧里的岳飞戏主要描写岳飞被秦桧诬陷，随后在地狱中秦桧受到制裁的片段，而不敢展现岳飞的军功。
到了清代，岳飞则被雍正请出武庙。乾隆更是有选择性的强调岳飞的忠诚而非战功。他的《岳武穆论》通过强调君臣名分来阉割岳飞，淡化华夷之辨。清代中后期独尊关羽为武神，其实通过打压岳飞的方式抬高了关羽。
也正是因为话题的敏感，加上史料的模糊，岳武穆在死后几百年里一直不得安息。一顶顶大帽子不停地被后人扣在他头上：从排满先锋倒拥兵自重之军阀，又或者是剿匪能人与爱国楷模，甚至还有镇压人民起义的反革命打手。岳将军倘若有知，恐怕还会感慨“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与杨将军故事的各种小人书
而杨家将演义在清代宫廷和民间也继续演变发展，甚至衍生出了能把杨老令公从棺材里气活的版本《昭代箫韶》。这部嘉庆皇帝主持，众多宫廷文人主编的戏剧将杨家将抗辽改成抗金，把所有人变成了受天帝摆布的傀儡木偶，没有个性的忠君僵尸。结局是双方不打不相识，通过南北通婚，化解了所有矛盾。
这种拙劣的政治宣传，因为不懂得隐藏传播目的，不仅没有春风化雨般的潜移默化，反而容易召来人们的厌恶。与此相比，三国演义的源头《三国志》主要写的是汉民族内战。所以在外族统治的朝代里，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传播中，受到的阻力小于宋代的名将传奇。
剑拔弩张的双方居然通婚了是不是很奇妙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民族的战争文学大都歌颂对外作战的武功：
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维吉尔的《埃聂阿斯纪》；
再到中世纪法兰西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东罗马的《迪吉尼斯.阿喀琉特》和基辅罗斯的《伊戈尔远征纪》，莫不如此。
反映罗兰之歌的插画
中国最著名的战争史却总是反应内战。除了外族征服的压力，只怕是古代中国天下之中文化观不无关系。
这幅年的地图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
传播媒介的限制
传播手段的过于高端只能限制内容本身的传播
语言这种媒介虽然只是信息的载体，但形式也会影响到信息本身。某些史料的文风很不利于民间艺人与劳苦大众的解读，限制某段历史的流传。而这种文风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比如著名的《左传》。
我们都知道关羽夜读左传的传说。且不论故事的真假，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关公要熬夜苦读这一本书。这是因为《左传》的用词微妙而考究，稍不注意就会漏掉重要信息。比如《左传》中繁琐的军事术语有严格的使用规则：
敌人不列阵就出击叫败某师。
两军列阵交战叫战，大败叫败绩，铲除强敌叫克。
这与书本写就的时代不无关系。在一个天子权威丧失，贵族们越级行礼，但依旧重视礼的年代。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状态下的细致描述，是繁琐礼仪和贵族等级的体现。那个时代的语言中，由于社会生活整体上没有后世复杂，所以词汇数目总体有限，因此很多简单词汇兼备不同的词性。而文字载体，无论是竹简还是青铜器、铁器，都不利于大段文字的书写。为了让书写更加经济，需要用最少的文字，在较短的时间里表达更多的意思。
先秦金文铜鼎
左传这样的史书最初是写给贵族看的，而不是写给平民这样的普通受众的。所以这样的文风给后代的解读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惑。除了繁琐的词类活用和眼花缭乱的器物名称，很多军事术语有那个特殊时代的烙印。比如：
败绩明显是和车战有关。但马拉战车终究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对败”的原始含义，后来的人们提出了战车翻车、车辙混乱等不同的解释。
故关羽夜读左传，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的想象。只有认真阅读，才能最大限度地汲取信息。因此没有文物典章知识和语言敏感度，就很难完全读懂春秋三传这样的早期历史。这对于下层民众和大众读者而言，实在是困难重重。倘若没有《史记》，《资治通鉴》对于这段历史的再叙，恐怕其他人也很难理解。
此外，《春秋》属于编年体史书，《左传》是注解《春秋》经文的作品。所以左传里对于历史人物的记叙分散在各个年份里，比较碎片化。这就需要综合前后文，才能得到一个人物的完整形象，很像拼接一幅马赛克。这其实不利于形成对一个人物的完整形象。
先秦时代的战争与后世截然不同
难以把握脉络的历史
春秋时代的列国分布
左传虽然难读，但是大致的历史脉络其实好把握。只要从夷夏矛盾，宗周与诸侯的矛盾，还有霸主地位的转移来看。争霸战场的转移这几方面入手，就能大致理清春秋时代的时代走向：
周王东迁后宗周与郑的矛盾-郑与诸侯的矛盾-齐国、晋国与秦国的逐步壮大-齐鲁的冲突-齐国的称霸-宋国图霸失败后楚国的威胁日显-晋楚争霸-秦晋矛盾-晋齐矛盾。最后中原弭兵，争霸战场转移到了南方的吴越。所以，东周时代是一个貌似混乱，但在政治和文化上保持着内在整一性的时期。礼乐文化从中央到诸侯，从贵族到庶民的下移，促进了整体文化的繁荣。而戎夏冲突最终扩大了华夏世界的影响力。
但有的历史残忍得令人咋舌。皇帝像走马灯般一个接一个地被换掉，人兽相食，同宗乱伦的残酷记载让人不忍卒读。这样的场景曾多次出现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这种大分裂时代不仅政权名称繁多，且国君频繁更换与贵族荒淫变态，本身就是恶劣时代有待转型的标志。
五胡与十六国的背景过于复杂
这样的时代本身就缺乏方向感，自然难以把握脉络。历史断裂的伤口里流出的鲜血、散发的恶臭无助于道德教化。但中国文学素来都有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写这种时代只怕是有悖风雅，诲淫诲暴。
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我们最喜爱的英雄史诗，倒不如说，是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让作品选择了我们。
也许是我们无意识中决定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正是这些英雄的一举一动，一笑一怒，播动了我们心底的心弦，让我们一次次重温英雄祖先们做过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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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三国文化系列：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为何有很强的传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