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蜀汉谁是正统？争了一千多年
稍微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陈寿在《三国志》中，是以曹魏为正统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纪”体和“传”体的使用。纪传体中，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曹操的传记叫《武帝纪》，刘备的传记叫《先主传》，这意味就很明显了，说曹魏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孙吴和蜀汉二国是臣属国了。
另外，刘备的国号是“汉”，陈寿在《三国志》中却用“蜀书”来记载刘备集团的人物，硬生生把人家国名给改了，这一方面是为了扬曹贬刘，一方面也是否定刘备集团延续汉朝正统。
陈寿陈寿生活在西晋，他的观点代表了西晋的主流政治观点。可到了东晋，风气一变，开始尊蜀汉为正统了。
典型的代表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在《汉晋春秋》这本书中，习凿齿把陈寿“帝魏伪蜀”的正统论颠倒过来，视刘备即位是东汉正统的延续，以蜀汉纪年，蜀汉灭亡后，汉统结束，晋统继立。
也就是说，习凿齿直接排除了魏国存在的合法性。《晋书·习凿齿传》说《汉晋春秋》：
“起汉光武，终于晋憨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
习凿齿南北朝时，有相当一部分君主以蜀汉为正统。比如汉赵皇帝刘渊就昭告群臣：
“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汉昭烈帝刘备）之业，顾兹尪暗，战惶靡措，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另外，《宋书·武帝纪》称宋武帝刘裕是西汉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一世孙，《南齐书·高帝纪》则称齐高帝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他们以汉朝君臣传人自居，当然不会以曹魏为正统。
唐朝一统天下后，正统观更偏向曹魏。李世民在《修晋书诏》中说：“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说两晋承袭曹魏正统。唐朝的官修类书《艺文类聚·帝王部》中，也只有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吴大帝孙权的事迹，却独独没有刘备的事迹，可见对蜀汉政权的鄙弃意味。
宋朝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朝代。北宋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以魏纪年；欧阳修《明正统论》以曹魏为正统；苏轼等当时的大学问家，也以曹魏为正统。
司马光可到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却抛弃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承袭陈寿的帝魏伪蜀的正统观，改尊蜀汉为正统，以蜀汉纪年（严格说来，朱熹认为蜀汉是“正统之余”，汉朝之延续）。此后,宋人萧常作《续后汉书》，进一步承认了蜀汉的正统地位。
元朝时，蒙古贵族提倡程朱理学，朱熹在思想界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的正统观自然也占据统治地位。当时的学者姚隧说：“至《纲目》书出，始日汉中王即皇帝位，统斯正矣。”名儒郝经在《续后汉书》中，也以蜀汉为正统。
当时对刘备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比如元末明初的大学者叶子奇就认为：“帝王之盛节，三代而下，汉高为最，昭烈次之，光武唐太宗，伯仲耳。”竟然把刘备抬高到汉高祖的地位，比唐太宗的地位还高。
朱熹明清之时，朱熹“尊刘”的正统观占据主流地位。明、清两朝都有《季汉书》、《续后汉书》等著作问世，都以蜀汉为正统。
现在我们回头总结一下（不完全统计），西晋、唐、北宋，主流观点以曹魏为正统。东晋、南北朝的几个国家、南宋、元、明、清，主流观点以蜀汉为正统。这其中，朱熹的正统观对后来影响很大。
其实不管是“曹魏正统”还是“蜀汉正统”，都已经是一种陈旧的、过气的封建正统观，并无高低上下之分。但这两种正统之争，背后的原因却深刻反映了历史深处很多有趣的东西。
以曹魏正统还是以蜀汉正统，和政治形势密不可分
比如陈寿做《三国志》时，是在西晋。而西晋禅让自曹魏，晋学魏步，如果曹魏不是正统，那么西晋当然也不是正统。这种情况下，陈寿就是有心尊蜀汉为正统，他也不敢啊！当然要以曹魏为正统。
而且，从其它历史资料对比看，陈寿为了维护曹魏的正统地位，对曹魏似乎多有回护之辞，比如，曹操领冀州牧，当丞相，当魏公，按照《三国志》的记载，都是天子诏命封赐，而范晔《后汉书》中，都加了一个“自”，“自领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立为魏王”，强调曹操实为篡权。所以，陈寿做《三国志》时，是有政治压力的。
到了东晋时，政治形势为之一变。当时东晋定都健康，偏安一隅，形势和蜀汉相类似。所以，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时，开始把蜀汉尊为正统（其实东晋和孙吴形势更为类似，但孙吴毕竟找不到像蜀汉一样，有可以称为“汉之延续”的合法性的主张）。习凿齿此举，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当时权臣恒温已经威胁到东晋政权，习凿齿刻意贬低曹魏，有提醒和警告恒温的意思。
可以同样作此理解的，还有北宋和南宋对曹魏蜀汉的不同态度。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
这句话意思是说，北宋禅让自后周，所以司马光当然不敢批评曹魏，必须尊曹魏为正统，否则北宋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而朱熹是南宋人，曾痛斥过秦桧，主张抗金，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习凿齿有相似之处，所以以蜀汉为正统，来对抗占据中原的金国（有趣的是，金国也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北宋、南宋尊谁为正统，也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系。
赵匡胤的帝位也来自禅让而南北朝的几个君主，以蜀汉为正统，要么说是皇室的传人，要么说是大臣的传人，都是为了给自己套个光环，增加合法性而已。唐朝以曹魏为正统，则是因为唐朝马上得天下，并且政权出自关中，这里都不再赘述。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历史好像是个软面团，谁都能按照自己的政治需求捏一下。但实际上，历史自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内核，这从曹魏蜀汉正统之争的最后结果就能看出来。
南宋以后，元明清都尊蜀汉为正统，这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受到朱熹正统观的影响，毕竟朱圣人的地位在知识分子眼中是极其崇高的。但实际上，有一股比圣人教诲更伟大的力量，最终让蜀汉赢了正统观之争。
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民心的力量，老百姓的力量。
民心的取舍，最后自下而上地影响了正统观
这种力量首先反应在艺术领域。正史之外，有记载的三国故事，最早出现在隋朝。杜宝《大业拾遗录》中记载，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的节目，当时就有了刘备跃马檀溪的故事。
唐朝时，三国故事在民间就非常流行了。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唐初有些三国故事“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到了宋代，皮影戏、傀儡戏、南戏等娱乐活动中都有三国故事，“说三分”成了一个细分大类。
这时，“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记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简单翻译一下，说看三国戏时，刘备打败仗，观众都不开心；曹操打败仗，观众都很高兴。
元朝以后，三国的故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后来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在政治上都倾向于蜀汉。所以，尊蜀汉而贬曹魏，在文艺作品上大致形成了统一，这反应了民心的取舍和民间对正统问题的基本倾向。
这种力量还体现在对三个人——诸葛亮、关羽和刘备——的推崇上。
第一个是上层知识分子对诸葛亮的认可。唐朝以后，门阀贵族一蹶不振，科举考试成为政府选材的主要方式，这让士人，尤其是寒门出身的读书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他们期待自己能够大展抱负，成为像诸葛亮一样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贤相。诸葛亮成了士人的榜样，地位猛然提升。
提升诸葛亮的地位同时也提升了刘备的地位。因为想获得诸葛亮一样大展身手的政治环境，必须要有和谐的君臣关系，刘备所谓的“如鱼得水”是君臣关系最好的一种体现。所以，唐朝诗歌中有很多歌颂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关系的作品。
诸葛亮第二个是人民群众对关羽的崇拜。随着三国故事的演变，关羽逐渐被塑造为“义绝”，成了一个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成为了底层老百姓的精神支柱，被尊为“武圣”，和“文圣”孔子齐名，在民间受到敬奉的程度甚至超过孔子。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刘备和蜀汉跟着借光，比如“桃园三结义”，一个不存在的事件却在民间获得了高度的认可。
第三个是人民群众对刘备的认可。游国恩等五教授在《中国文学史》上说：
“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中的拥刘反曹倾向和上述的习凿齿、朱熹的正统的蜀汉观念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从《平话》和《演义》的内容倾向来看，决不能把他们拥刘反曹的内容简单地归纳为封建正统观念的表现。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从这些对比描写中，可以看出《演义》中拥刘反曹的观念，也是表现封建时代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人物塑造（毕竟当时的人们更多地受文艺作品的影响），人民群众把曹操当成了“暴君”，统治阶级反动本性的代表，而把刘备当成“明君”，统治阶级良好一面的代表。基于这种选择，人民群众也认为蜀汉才是正统。
下层人民群众的强烈意愿，上层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比如晚唐乾宁四年，虽然官方认曹魏为正统，但刘备家乡涿州开始出现“昭烈庙”，这是官方认可的祭祀庙宇，也是北方最早的有先主庙的记载。
关羽还有历代统治者对关羽的推崇。比如清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头衔多如龙妈，这都间接反应了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承认。
所以，民间对刘备、诸葛亮、关羽的推崇，最后汇聚成了一种主体性文化，表达了民间对蜀汉正统的认可，并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官方的态度。
参考资料：罗贯中：《三国演义》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张作耀：《刘备传》赵克尧：《正统观念和《三国演义》》赵金刚：《朱子的“正统论”》邓黛：《元杂剧三国戏中的正统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