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焦秉贞孔子圣迹图学琴师襄《春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春秋》也是儒家的经典“六经”之一。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官方记载历史的系统，并且形成了修史体制，当时号称有百国《春秋》。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但是大部分史书都毁于以后的战乱纷争而湮灭不存，唯独《春秋》一直流传至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该书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孟子·滕文公》中称“《春秋》，天子之事也”，就是肯定《春秋》的政治影响。《春秋》成为寄寓王法的史籍，唯有天子才能行之用之。《春秋》既然是“天子之事”，那么也就成了官方话语权的最高代表，也使得儒家的价值理念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自汉代开始，《春秋》就成为能使“乱臣贼子惧”的治世宝典，而且孔子在《春秋》中赋予了微言大义，也能裁制天下的善恶。《春秋》不仅能够评判和威慑世人的行为准则，而且能够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使人以史明志，修身治国。《春秋》一书起到了对后人正己修身和治国理政的镜鉴功用，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孔子也由此从圣人上升至无冕之王——“素王”的地位，《春秋》的功用也得到了无穷的发挥。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春秋》中所提倡的正统思想和道德观念随着孔子影响的扩大而不断深入民心，从而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意义重大。《春秋》中最先提出了正统论的说法，如欧阳修就称“‘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班固的《汉书》中也说“《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正统论的价值在于衡量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春秋大义成为后世正统与否的主要依据。确定是否为正统政权，是历代统治者所十分看重的，所以也催生了一系列维护正统地位的礼仪行为。如历代皇帝都喜欢举行隆重的封禅典礼，其行为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要顺应“天命”，也希望由此确立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需的文化表征。通过强调王朝统治开端的正统，便可以获得足够的道德合法性，从而赢得稳固统治的政治资本。正所谓“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春秋》作为孔子儒学思想的“元典”，承载着儒家倡导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原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春秋》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又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自汉武帝以后，官方尤其重视《春秋》，朝政大事往往援引《春秋》大义。受此影响，汉代许多官员喜欢以经生为幕僚，并且援引《春秋》入法，以《春秋》为断案依据，甚至产生了所谓“《春秋》决狱”之说。《春秋》还确立了传统的君臣之道、尊卑有别、父子之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多种观念，对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构建的传统伦理关系有奠基性作用。《春秋》用词严格体现礼仪内外尊卑秩序。如周天子去世用“崩”；鲁公和夫人去世用“薨”；鲁国大夫和其他国诸侯及夫人去世用“卒”。孔子整理修订《春秋》时还明显体现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观念，这也是儒家思想中“礼”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想促使传统社会形成了避讳的习俗，如历史上老百姓对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都要进行避讳，有时对于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也要避讳。南宋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就记载了因为避讳而闹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当时写布告的人为了避讳州官田登的名讳，于是就把正月十五元宵节按惯例点花灯三天的告示“放灯三日”，改写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成了历史上的笑谈。《春秋》在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发展中意义重大。随着孔子形象不断的圣化，以及《春秋》被尊奉为儒学的经典，这就极大地调动了私家撰史的热情。虽然历史上有隋朝等朝代曾经短暂地禁止过私人纂修国史，但这项政策基本没有推行下去，大部分朝代和时间里都认可私家修史。由于孔子的地位，使得历代统治者无法禁止任何人模仿先师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于是私家纷纷效仿孔子，不仅可以修史，而且可以评论历史，甚至可以通过史书使恶人知惧，使统治者引以为戒。通过孔子所确立的“春秋笔法”，史家们都可以通过历史书写而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对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春秋》遣词用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为历代史学家奉为经典，对后世史书的编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现世的关怀，是孔子所创儒家学说的特质之一，经世致用的史学宗旨贯穿于大多数史家的思想之中。史学不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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