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春秋以前，并没有专门的政治学科。后来孔子修纂六经，这才创造了中国第一门专门的政治学——儒学。儒学的核心经义，称为“六经”，即《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经》。这六本经书均是根据历史上既有的典籍修订而成，但较原文均做了大量删改。而这些删改之处，正是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读六经，如能读懂六经之中每一处删改的缘由和主旨，就能彻底领悟儒家思想的真义。《六经》之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春秋经》。《春秋经》是以春秋时期鲁国二百四十四年的国家历史改编而成。因为历史书具有故事性，且易和今事印证，所以最为易读，也最容易长期流传。孔子在增删《春秋经》时倾注的心血极大，他在世时曾说过：“后世之人如果能真正了解我，必然是通过读《春秋经》。而后世之人如果会怪罪我，必然也是为了《春秋经》”。《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经》行文简约，其中增删之处的奥妙，孔子在时一直是口头传授。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向再传弟子解释《春秋经》时，渐渐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解释流派，其中以“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和“夹氏”五个解释流派最为著名。今天，“邹氏”和“夹氏”两个流派已经断绝，而“左氏”、“公羊”、“谷梁”三派均有存世著作，称为“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结集出版《春秋三传》孔子死于公元前年，孔子死后四年，春秋时期结束，中华大地进入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历经年，到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结束。而统一天下的秦国只太平了12年——公元前年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又重归混乱。这一场混乱又持续了7年，到公元前年项羽自刎乌江后结束。整个乱世之中，孔子留下的儒学一直在顽强的发展，但儒家学派的弟子，鲜少受到国家的重用。原来，儒学所重视的，一直是人民思想的统一，而非具体的军事和外交策略。这对太平盛世之中维持国家稳定非常有利，但是，在乱世之中就很难发挥作用。在乱世之中更为实用的学说，是军事、法律和外交策略，它们对应的是学说体系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儒家圣人孔子、孟子均周游列国而不得重但自古风水轮流转，一旦天下稳定，兵家、法家和纵横家就又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儒学的优势就显露了出来。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各学派中第一个得到重用的，就是儒家的叔孙通。叔孙通为汉朝制定国家礼法，被刘邦拜为九卿之首，就连他的弟子也因师而贵，多被封官。叔孙通像，叔孙通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叔孙通以后，汉代儒学日渐繁盛。到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公元前年），天下承平已经60年，百官之中已经有大量的儒家弟子。汉武帝登基时只有15岁。而当时汉朝最大的官，被称为三公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全是儒家弟子。而这三个人分别是，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此外，汉武帝做太子时的两位老师，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也可以说都是儒家的弟子。太子少傅王臧（后曾任郎中令，位列九卿的第二位），本来就是儒家的弟子。而太子太傅卫绾（后曾任丞相，在窦婴之前），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自己是儒家，但他曾公开建议汉武帝排斥法家和纵横家，儒家因此受益，所以算是间接的倒向儒家。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在位时，极力推崇儒术，并排斥其他学派。汉武帝初登基时，窦太后（汉武帝祖父汉文帝的皇后，权力很大）还在，她是道教一派，因此还能对这四人努力打压。到窦太后死后（前年），田蚡做了丞相，再没人能制约他。于是他动用相权，对天下百家学派一概打压，只重用儒家弟子。这便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对儒学极度推崇的环境下，汉武帝曾多次面向全天下公开选拔儒学人才。选拔的方式是“举贤良对策”，即天下百官推举各地有学问的人，然后朝廷向这些被推举的人出题，被推举的人用写文章的方式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汉武帝16岁时，进行了人生中第一次举贤良对策。参加这次对策的人中间，有一个当时的名人，叫做董仲舒。董仲舒像这个董仲舒是河北人，从小学习《春秋经》（属于公羊一派）。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在位时，董仲舒就已经因为学问大被任命为博士。他常年讲学，很多人都听过他的课，并自认为是他的学生。当时人都说：“如今天下懂《春秋》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山东的胡毋生（年纪比董仲舒大，也做过博士，很早就告老还乡了），另一个就是河北的董仲舒。”这次举贤良对策，因为是汉武帝人生中的第一次，所以搞得很隆重。一般举贤良对策只是一问一对，汉武帝这次却是三问三对。董仲舒因为名气大，所以参加对策时受到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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