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本指的是一年四季中的春季和夏季。把“春”、“秋”二字组合成一个词:“春秋”,又被用来指代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周平王东迁(公元前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年)的那一段长达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春秋”这两个字上加上个书名符号,则它又成了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的“六经”之一。以上这三点,到底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联系呢?下面,老覃来详细说说。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一年之中分有春、夏、秋、冬四季。这样的分法,在与黄帝历、颛顼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为“古六历”的夏历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夏历也是目前所知我国古代最早的历法。即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很早就把一年划分成春、夏、秋、冬四季了。换句话说,可以用“春夏秋冬”一词来表示一年。不过,上古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都定在春季和秋季。在语言表述上,为了更简练,往往不说“春夏秋冬”,而说“春秋”。所以,“春秋”在古代也表示一年。中国古代有编写史书的传统。编写史书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前人旧事的经验教训,用来指导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最早的史书编写,都是按照时间先后,逐年逐年记载的。这种方式,用宋人王安石的话来说,是“断烂朝报”;用近代大贤梁启超的话来说,那是“流水账簿”;但用得体而通俗的话来说,那可是“编年体史书”。这种编年体史书一年接一年地记载史事,往往被冠以“春秋”之名。武王伐纣主天下,分封诸侯。各诸侯国都设置有史官,则各诸侯都编修有本诸侯国的国史。因此,世间就出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春秋》。为了区分这些《春秋》,后人就不得不往里面添字,成了《鲁春秋》《燕春秋》《齐春秋》《宋春秋》等等。当然,也有不名《春秋》而另名为《志》、《乘》、《书》、《杌》的诸侯国史。为了让人一眼而知是何国国史,它们也同样被人往里添字,成了《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等。秦灭六国,其他《春秋》均毁于战火,仅剩《鲁春秋》。那么,《鲁春秋》里面的“鲁”字就可以拿掉了。毕竟,劫后余生的众多《春秋》中,独此一家,再也别无分号了。这个《春秋》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年),含12个国君,计年的历史。书中所记,虽以鲁国史为主,但对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各有涉及。并且,其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为了叙事方便,历代史学家就把其上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年),下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年)这年的历史发展时期用《春秋》这个书名来称呼,称为“春秋”时期。下面重点说说《春秋》这部书。按照上面的说法,《春秋》是由鲁国历代史官编著成书的。但是,有这样一种观点,非常流行,甚至被认定为历史事实。即:《春秋》出自孔子之手,为孔子所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观点呢?因为《孟子·滕文公下》里面说了:世道衰败,歪理邪说和各种暴行纷纷出现,有臣杀君的,有儿杀父的。孔子心中警惧,深以为忧,于是编著《春秋》,意欲匡救时弊。但编著《春秋》本是天子的职权,孔子这是在僭越职权。所以孔子长叹说:“认同我的人,是因为这部《春秋》!怪罪我的人,也是因为这部《春秋》吧!”孔子是“先圣”;孟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号称“亚圣”,那么他所说的话,非同小可。西汉著作《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就非常相信孟子说的话,他在《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里面借用文学手法,通过孔子之口,坐实了孔子著作《春秋》的件事。他是这么写的:孔子大叫:“不行不行,君子最担心的事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名声,我的政治主张既然不能实施,那我拿什么留下给后世呢?”想来想去,他决定根据鲁国的史书,编著《春秋》。另外,司马迁又在《史记·卷一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煞有介事地说:孔子深谙治国之道,但游说了七十多个诸侯国都没能采用,他于是阅读了周室的史料档案,结合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又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中说:孔子是听说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西狩获麟,认为自己向各国传道的路途已经穷尽了,只以通过著史的方式来推行王道了,于是著作了《春秋》。司马迁一会儿说孔子在“干七十馀君莫能用”的情况下作《春秋》的;一会儿又说孔子是在“西狩获麟”后作《春秋》的。他还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提出了第三种说法,说:“孔子凡陈、蔡,作《春秋》。”不管怎么样,孔子著作《春秋》的缘由,似乎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诸侯争霸,孔子目睹了礼法遭到践踏的各种现象,于是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想以一己之力改写历史。但都无一例外都碰壁了。他只好另辟蹊径,集中精力对周室、鲁国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着手编写了历史著作《春秋》。他希望靠《春秋》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钳制他们,从而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的政治权力。不用说,孔子著作《春秋》说法是很有市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成定论。甚至有人认为,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均已散失,只因为只鲁国史是《春秋》孔子编订的,大家都给孔子面子,所以《春秋》能留传了下来。因此,他们大加颂扬孔子,说必须感谢孔子,不然,世间就没有《春秋》了。既然《春秋》是孔子的作品,而孔子又是儒家先圣,那么,《春秋》就成了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的“六经”之一,被后世儒家奉为臬宝。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到,《春秋》里面有很多地方的笔调不一致、行文风格迥异,不似是一人的手笔,而应该是鲁国各个时期的众多史官共撰写而成的。所以,有人认为,《春秋》不可能是孔子一个人所著。充其量,孔子最多也只是对《春秋》进行过整理罢了。还有人认为,《论语》记载了孔子大量生平言行,其中论《诗经》的很多,但对《春秋》未置一词,孔子极可能与《春秋》没有半毛钱关系。实际上,孔子有无著作、编修过《春秋》,其中最大的一个疑点,就是:孔子如果著作或编修过《春秋》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把鲁国的国史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叙起?这真是没头没脑,实在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要老覃说,孔子不可能著作、或编修过《春秋》。原因很简单,在西周、春秋时代,著作、编修史书,那是史官的神圣职责,其他人,包括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和其他任何个人,都无权过问,更不能修改,遑论著作?!我们知道,西周时周厉王施暴政,结果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惨遭流放。这一段历史为什么能流传下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史官如实记录,而后来即位的周宣王也没有改写国史。其实,周宣王非但不敢改写国史,就连在厉王遭逐后摄行王事的是共伯和,也就是卫武公,他也不敢怎么样他。厉王死,宣王即位后,卫武公还政归国,全须全尾,一直活到九十五岁。还有,晋灵公好逸乐,残暴敛财,祸国殃民,举国不安。执政大臣赵盾屡谏无效,反遭晋灵公多次加害。无奈之下,赵盾只好驾车出逃。当他逃到晋国边境,听说晋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堂而皇之写“赵盾弑其君”,还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心存敬畏,不能置一辞。赵氏的后代子孙,也不敢行任何篡改之事,这一段杀戮之事才得以传了下来。此外,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掌管历史记录的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暴怒之下,将之杀害。但这个史官的两个弟弟不屈不挠,他们承袭了史官的职位,继续哥哥的事业,不肯改写这一史事。崔杼最后只好认栽。……从以上事例可知,记录历史是史官的神圣职责,谁也不得干预,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齐国大夫崔杼也干预不了。孔子怎么可能去著作、编修《春秋》?而且,孔子一生尊崇周礼、恪守周礼,周礼既然严格规定史官之外,天子、诸侯和卿士大夫和任何个人都不得参与和干预著作、编修史书,孔子怎么可能去著作、编修《春秋》?如果孔子著作、编修《春秋》的话,他不就成了践踏周礼的僭越者了吗?他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孔子绝不会去干这种事!所以,那些称赞“孔子开创了私人著史的风气”、称赞“《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的人,如若孔子在九泉下有知,不但不会感激他们,反而会痛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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