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礼”字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祭祀有一套仪节，即称之为“礼”；但在《商书》中，只记有祭祀，却没有“礼”字。事实上，“礼”字的原型起自甲骨文。商朝人常把玉放在器皿中用来祭祀鬼神，因此“礼”字意指祭祀鬼神的器皿。较早的祭祀活动可以上推到商代。商人祭祀不仅次数频繁，而且仪式也相当复杂，祭祀所用的器物也相当多；发展到殷商后期，“礼”便包含了祭祀活动的本身，而不再单指祭祀之器。殷商《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由此可见，“礼”的原始意义是与祭祀不可分的。而后周朝取代殷商王朝而起，自然地承袭殷礼，而殷礼所代表的含义也被保留了下来。春秋时期“礼”的意义与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礼”的含义也日渐扩大，逐渐地演变为“人事仪节”的代表。我们可以在《诗经》中清楚地看到“礼”的观念和含义，随着时代演进逐渐转化，慢慢地被限定指称为“人伦规范”。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来，《春秋》也正是承《诗经》时代而继起的。从后来的《左传》与《国语》中所记之资料来看，不难发现在春秋时代中，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它不仅规范了人生，同时也成为当时人们安身立命的标准，这就是“礼”。《春秋》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于是，“礼”转化为人文的表征，而在春秋时代更进一步，所以“春秋是礼的世纪，也即是人文的世纪”。“礼”的观念萌芽于周初，显著于西周之末，而大流行于春秋时代，而《左传》与《国语》中所说的“礼”，正代表了“礼”的新观念之确立。在研究“礼”的规范之前，不得不先提起周代的宗法制度。然周代宗法制度的详细情况今已不可考，后人仅能凭文献中的一些记录来推论。一般来说，所谓的“宗法”指的是：“在许多兄弟中，以嫡长子为代表，即为其他兄弟之所尊……须有保育其他兄弟的责任……即谓之宗法。”由于有这样的宗法制度奠定基础，封建制度便应运而生，形成周朝立国的根本。周公完善了宗法制宗法由嫡、庶、亲、疏、长、幼以决定身份的尊卑贵贱，并非是直接通过政治的权威来控制，且以“礼乐”来作为维持的工具。其中，“礼”所界定的“分”虽然很严密，但是，因为其不具实质的强制力量，反而是通过所谓的“文饰”来加以实现的，这就极大地缓和了政治间上下尖锐对立的情况。因此，“礼”在周代政权的维系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左传》云：“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由此可见，在春秋时代“礼”已经不单指祭祀方面的事宜，而有更深的人文意涵，代表着仪礼与规范；春秋时代的许多道德观念也几乎都由“礼”来加以统摄，所有的人伦道德都归诸于“礼”。不仅《左传》如此记载，在《国语》中也有“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的记录。春秋时的道德观念，本来就较春秋以前更为丰富，但若从中仔细研究，则所有的道德观念，无一不以“礼”作为准则与依归。《左传》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崩解在过去，监察人的行为，决定人的祸福的，是天命，是不可窥测的神；然而，在春秋时代具备这样权限的，不是神，也不是天命，而是“礼”。在《左传》的记载中，玲珑发现了三个现象：一是“礼”决定了人上下间的分际，同时也沟通了上下之情，成为人伦上必须遵守的准则；一是“礼”成为一般人共同承认的规范，地位有如今日的法治，违礼就当受罚；一是有多项“预言”显示违礼者将会有极严重的后果产生。可见，“礼”在当时的确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春秋会盟春秋时代，诸侯间的朝聘会同，以及彼此意志、要求之表达与沟通，常不诉诸于语言的直接陈述，而是通过赋诗的方式委婉表达，以微见其意，获得对方的认同。为何会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诸侯间多为血缘关系的兄弟之邦，因此不宜疾言厉色，也不宜直来直往伤了彼此间的和气，因此其沟通方式主要建立于“礼”之上。如此一来，通过行“礼”的方式，其间的上下关系虽然严明，却能达到“软化”的效果，同时也形成一种以情感相应的人伦亲亲关系，这在春秋前、中期诸侯的关系上尤为明显。子产画像但是这样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了转变。在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晋国叔向使诒子产书。子产以“救世”为其执政理念，坚持“铸刑书”，使得“礼”转变为”刑”；叔向却认为“以刑代礼”将使既有的人伦礼制、上下情谊因此而受到破坏，故持反对立场。然而，叔向的坚持却如同“螳臂挡车”一般，他对于当时的时代洪流无能为力。二十余年之后，晋国亦跟随着郑国的脚步，立“刑”弃“礼”，可见礼制的崩坏已是此时的普遍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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