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第1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汉代以后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研究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列为文献，尊为“经”。凡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稍微感兴趣的朋友都会知道，《诗经》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之一。这本集子里的诗句，总有几句是大家耳熟能，详熟读成诵的。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两句诗就出自《诗经》中的《采薇》篇，再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是“诗三百”开篇的第一首诗。这部诗歌总集共收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除了篇完整的诗歌以外，在《诗经·小雅》中还存有6篇“有目无辞”即“只只存有题目而没有保留内容”的笙诗，分别是《南郂》、《白华》.《华黍》、《由庾》、《崇秋》、《由仪》。关于这几篇诗目没有内容的原因，有人经过有人经过研究推断，在收入这部诗集的时候，也就是在《诗经》成书之初，这些诗歌的内容还是完整的，但是由于战国时期多有战乱，后又经秦始皇焚书，结果这些内容就在流传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散失了。而对于《诗经》最终由谁编定成书，成为一部完整的诗歌总集的，古人多认为孔子是这部诗集的最后删定者，但是学者研究发现，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成本的“诗三百”了。不过，关于这部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写作于春秋中叶以前，这是肯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诗经》中创作最晚的作品，《陈风·株林》，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年（鲁宣公10年）以前，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比如冯沅君、陆侃如认为《曹风·下泉》才是余篇诗歌中创作年代最晚的（公元前年以前）。要讨论《诗经》中诗歌的创作年代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要说其中收录的所有诗歌并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就算是具体到某一首诗歌，也很难考证其作者是谁。《诗经》中所收录的诗歌创作地域十分广泛，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创作者的身份和社会阶层也很是庞杂，既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下层平民，也有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大奴隶主贵族。由这部诗集的成熟时代之长，地域范围之广，创作者之多，我们可以推知，《诗经》是经过某些人广泛的收集之后，加以改编删订而成的。关于《诗经》中诗歌来源的这一推断，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典籍的记载中找到相应的根据。《国语·周语》上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晋语》中又提到：“于是乎使公颂谏于朝，在列者献诗”。《左传》也记载：“史为书，瞽为诗，贡诵葴谏，大夫教诲”。《礼记·王制》说周天子曾经让“太师做作陈诗，以观民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公卿列士的献诗，是《诗经》作品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学者的相关考证，西周时期朝廷专门设有“采诗官”，负责收集民间诗歌，以帮助统治者和官员们了解下方的民情，这种考证是否确切，至今还有不小的争论，但是至少为我们研究《诗经》中诗歌的来源，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推测方向。因为虽然周王朝是否实行过所谓的采诗制度，但是如果没有朝廷和各地方诸侯国的参与，民间的诗歌很难出现在朝廷之上。所以说，这个推测方向是较为可靠的。将《诗经》最终编订成书的人，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前文说过，汉代学者坚定不移信以为真的“孔子删诗说”，其实是不可信的。虽然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但是后世学者对这条记载，多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唐朝学者孔颖达再给《毛诗》“正义”的时候就说：“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从此原本确定无疑的“孔子删诗”就成了一桩学术公案。关于《诗经》的成书，现代学者推测是，周王朝的宫廷乐师在这部诗集的编辑与成书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根据考证，地方诸侯公卿列士，从民间采集来献给朝廷的诗，到最后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王朝乐师手中。这样一来宫廷乐师掌握的诗歌就非常之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演奏音乐的歌词底本，是完全有可能的。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中《诗经》的最成书是否是由孔子删定的，孔子都和这本诗集关系密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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