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常读古书的话，尤其是秦汉之前的书，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人是不署名字的。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人“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还反映了他们视学术为天下之公，非为一人之私有的态度。不署自己的名字也就罢了，后人还往往署上古代先贤的名字。这又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例如《黄帝内经》，虽然署名为黄帝，但却是成书于战国时代；还有《列子》，让人误以为是战国时期的列御寇所作，其实并非如此，据现代学者考证，《列子》一书当为魏晋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是“伪书”。“伪书”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独特现象，所谓的“伪书”是指书的内容与作者及其生活的年代不符，除了这一点，其价值还是很大的。《黄帝内经》_图面对这些“伪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学者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首先要搞清楚作者是谁，写于什么时候？否则是不敢贸然引用的。但是，有一本书，你一定听说过。即使“没吃过猪肉，也一定见过猪跑”。这本书就是《吕氏春秋》。你可别小看了他，抛开他的内容先不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署有自己名字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上著作冠名的“第一次”。众所周知，他的（主编）作者是吕不韦。关于吕不韦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古人有很大的非议。如有人认为“专其号曰‘吕氏’”虽然意思有点暧昧，但似乎是说，您吕不韦先生署上自己的名字不就是想出风头吗？讽刺的意味跃然纸上。可是到了今天，看法完全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吕不韦署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极大地称赞，认为其有知识产权意识。如学者陈静在《先秦至魏晋文人著述观念的变化》一文中写道：“吕不韦对著作的态度与前人不同，他以自己的姓氏命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与后世作者署名的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看法认为吕不韦结束了不署名的历史，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吕氏春秋》_图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第一种看法，就发现其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在吕不韦的时代，他早就因为善于经商而闻名天下，况且又是嬴政的“仲父”，已经位极人臣。那么，他还需要出风头吗？显然不需要，那么，他将自己的著作冠名为《吕氏春秋》，用意究竟何在呢？名家讲究“辨名析理”，法家讲究“循名责实”，我们不妨从辨析其“名”开始。吕不韦将自己的书命名为《春秋》，其用意究竟何在呢？我们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提起《春秋》，人们自然会想起孔子。事实上，在历史上，后世对《吕氏春秋》颇有微词，如徐树栋在《烟屿楼文集》认为其“僭其名曰《春秋》，专其号曰‘吕氏’”。“僭”即是超越本分，在后世儒生眼里，似乎只有孔子才有资格作《春秋》。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这显然是后世“陋儒”的一种偏见。孔子_图将《春秋》看作是孔子的“专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孔子是在鲁国旧史《春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且别国都有《春秋》，也是官修的。孔子只是以私人身份修《春秋》，因为“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也是僭越，无怪乎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二者，孔子被尊为“圣人”以后，《春秋》一书才有了特殊地位，但是在作《春秋》之时，孔子只是布衣。况且吕不韦位极人臣，不仅是大秦相国，还是是秦始皇的“仲父”。因此，完全有资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可见《春秋》之重要性。“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是希望通过褒贬善恶勉励天子行王政，以达到天下太平。那么吕不韦洋洋洒洒二十万字，又是为了什么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一类，认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那么何谓“见王治之无不贯”呢？我们看看颜师古是怎么说的。其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综贯。”可见，《吕氏春秋》一书里是从头都是尾贯穿着“王者之治”的。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_图此外，先秦时期，很多国史都冠名为“春秋”。据说这种传统似乎起于三代，如太丁（商纣王祖父）时候的书名就叫《殷商春秋》。到了东周时期，各国作史纷纷采用“春秋”之名。除过有鲁《春秋》外，还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墨子就生活于这个时代，应当了解这些史实，所以他在《墨子·明鬼》说：“吾见百国春秋。”那么，“春秋”是个季节名称，却为何成为了东周时期列国的史书名称呢？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的时候，人们只有“年”的观念，后来有了“季”的观念。最初人们认为只有两个季节，万物复苏的春季和萧瑟而又丰收的秋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那么，何以知道呢？我们翻阅诸子的文稿就可以明显地知道，在他们那里只有“春”和“秋”的概念，还没有“冬”和“夏”的概念。所以春秋就代表一年，而这些史书都是编年体，以一年位单位。约定俗成、相沿成习，于是各国的史书也就以“春秋”来命名了。秦始皇_图还有一个引起人们争议的地方就是，《吕氏春秋》成书以后，吕不韦采取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行为，即“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可是，《吕氏春秋》悬于城门多日，竟无一人提出异议。东汉王充认为不是《吕氏春秋》真的没问题，而是人们畏于大秦相国的权势，不敢造次。王充之言却有道理，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吕不韦当时是大秦相国，有门客三千，这些人都是天下高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汇聚了天下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编写的，因此这本书的质量是没得说的。即便是今天，我们翻开来读一读，还可以隐约感受到智慧的锋芒。那么，吕不韦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这本书是阐明“王者之治”的，也就是向皇帝的建言书。吕不韦公布这本书的时候，嬴政正好是二十出头的样子，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正准备大干一场。那么吕不韦的用意就很明显了，我们不妨试着分析一下。一是向嬴政公布自己的政见，二是为了取信于民。《吕氏春秋·务本》说：“宗庙之本在于民”，可见吕不韦早就认识到民心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所以公布于民，就是为了防止“朝令夕改”，取信于民，让老百姓明白朝廷的主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吕不韦（前年—前年），姜姓_图“白纸黑字写上的，连斧头都砍不去。”吕不韦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是表明自己对这些文字负责。不仅仅是一种自信，还有责任承担意识在那里。把这些公布天下，也是为了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种政治智慧。今天我们来看吕不韦，他在先秦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说是世界首富也没有问题。此外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一项成就拿出来都不得了，何况三项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先秦第一人”。文：甪里先生参考文献：《吕氏春秋》《先秦至魏晋文人著述观念的变化》《汉书》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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