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出使中原列国，一路结交朋友，将列国才俊都纳入他的朋友圈。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戚邑，季札毅然把孙林父划在了朋友圈之外。季札此举，不但没有得罪孙林父，还让孙林父幡然醒悟，及时改正。这件事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从中也可以看出季札的人格魅力。
话说，季札从卫国出发前往晋国，路过卫、晋二国的边境戚邑，原计划在孙林父的封地戚邑住宿，不想却听到钟鼓之声。季札知道是孙林父在敲钟奏乐，就感慨说：「奇怪啊！我听说了，机辩狡诈而没有德行，必然遭到诛戮。阁下就是因为这种事才得罪自己的国君，害怕都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寻欢作乐的？此人现在的处境，就像燕子在帐幕上做窝。国君又正停棺还没有安葬，难道可以寻欢作乐吗？」于是决定，不在戚地留宿，星夜前行赶往晋国。孙林父听到季札的感慨后，非常震惊，决心一辈子不再听音乐。
这一故事，并见于《左传》和《史记》。其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如下——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而《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如下——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两段文字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是《左传》说季札「将宿于戚」，而《史记》的说法是「讲舍于宿」，对比其他史料，可以判断，是《史记》抄错了。季札准备投宿的地方，也就是孙林父的采邑，应该是戚邑，而非宿邑。
另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听闻此事后，评价道：
「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
季札与孙林父的交往，还见于《春秋左传》及《史记·吴太伯世家》，但在《史记·卫康叔世家》则记为：
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
如果按照《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说法，孙林父应该见到了季札，还为他奏乐。但季札是习礼之人，又怎么会在卫国国殇期间安心观乐呢？加之，这段话找不到其他史料的佐证，也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和《史记·吴太伯世家》相冲突，所以应该对此表示质疑。也就是说，季札不愿意借宿戚邑，应该是唯一的真相。
那么，孙林父究竟是什么人，使得季札不肯和他同城而居？
孙氏原是卫国的世家，孙林父继承了爵位与采邑，然而孙林父为人颇为专横，与卫国君主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斗争。
公元前年，孙林父与卫定公闹翻，逃奔晋国，采邑戚也随孙氏归晋。戚地离卫都帝丘不远，实为战略要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说：「盖其地濒河西，据中国之要枢，不独卫之重地，亦晋、郑、吴、楚之孔道也。」卫定公为此专程到晋国进行交涉，晋国答应把孙林父本人继续在晋国避难。
到公元前年，卫定公又有事来到晋国，晋厉公因孙林父有归国的希望而要求卫定公接见，但卫定公不同意。这年夏天，定公回国后，晋厉公又不经卫国同意，径直派人送孙林父回国见卫候。定公想不见，可夫人劝道：「恐怕不太好吧，他是先君宗卿的后嗣，大国又为其说情，如果不答应，晋国借口出兵讨伐，卫国说不定会亡的。虽然你讨厌他，然而还是比亡国要好吧？你还是忍耐着见他一次吧，能够安定百姓而赦免宗卿，不也说得过去吗？」于是，卫定公只得勉强接见了孙林父，并且恢复了他的职位与采邑。
同年十月，定公病故，太子即位，是为卫献公。献公贪图玩乐，且对大臣不予信任。孙林父回到卫国，一开始就存有戒心，他不把贵重的宝器放在卫部，而是全部转移到封地戚。他还加强了与晋国大夫们的友好往来，以备外援，以防不测。
前年，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访问。当鲁襄公登上台阶时，孙文子也跟着并肩登上，叔孙穆子看见，快步上前劝说：「诸侯的会见，寡君从来没有让卫君走在后面。现在您没有走在寡君后面，寡君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您还是稍停一下吧！」孙文子不为所动。叔孙穆子感叹道：「孙林父恐怕不得好死。」
公元前年的一天，卫献公约孙林父与宁惠子到宫中赴宴。两位重臣皆穿好朝服而准时前往，但在宫门口从早上等到黄昏，肚子都饿扁了，亦未见献公召见。后来听说献公在苑囿射鸟玩，二人忍着饿去找献公，献公却穿着猎装戴着猎帽和他们聊起了天，似乎根本没有请客吃饭这回事。作为国家大臣遭到如此戏弄，岂能不生气窝火，于是孙林父离开国都，回到他的封地戚，不再上朝。必要时，派大儿子孙蒯代为入朝请命。
某天，卫献公对入朝请命的孙蒯以酒食款待，又让乐师歌曲助兴，且指定演唱《诗经·小雅·巧言》的最后一章，歌词谓：「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其大意是说：「他到底算什么样的人呢？住在河岸边，即无拳力也不勇敢，专门制造一些祸端。」而戚地正处黄河岸边，歌词似乎有影射之意。听着乐师的演唱，孙蒯十分不自在。席散之后，孙蒯越想越害怕，立即返回戚邑，将情况向父亲汇报。孙林父听完，略加思索后说：「看来国君在猜忌我了，不先下手，必定被其所害。」于是在戚邑聚众反叛。
孙林父随即率家兵攻打卫都帝丘。献公赶忙派子矫、子伯、子皮诸公子前往谈判，但都被孙林父杀了。几天过后，卫献公撤退至鄄邑（今山东鄄城县西北），又派出公子子行去向孙林父求和，还是被孙林父杀了。看到大势已去，卫献公只好逃奔齐国，孙氏家兵紧紧追赶，在阿泽（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之地又大败卫军，卫献公只带着几名亲信，慌乱逃到了齐国。
不久，公孙剽被立为国君，是为卫殇公。孙林父与宁惠子二人重新又执掌了卫国的政权，一些诸侯国随后与之盟会，从而也认可了这场政变。时光荏苒，孙氏宗族在卫国的权势日益发展，对此，同辅国政的宁氏宗族当然不能容忍，进行明争暗斗。尤其是宁惠子之子宁喜与孙林父争宠，两家关系进一步恶化。
前年，转眼卫献公在齐国已流亡了12年，他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