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三国演义》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以上这段话正是《三国演义》中的开篇语，虽然只有廖廖68个字，但是却精辟的说出了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规律。其中“合久必分”的理论基础是“三世说”理论体系，而“分久必合”的理论基础则是“大一统”理论体系。
实际上，“三世说”与“大一统”这两种理论体系，都是公羊学历史哲学的精髓。那么，何为公羊学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下公羊学的前世今生，以及公羊学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
何为公羊学？
公羊学是研究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其中《公羊传》也叫《春秋公羊传》，是专门以问答的方式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这部典籍的特点是着重阐释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那么，为什么要专门写一本书来阐释《春秋》呢？
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将当时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的形式记录下来，形成编年史。因为当时人们将一年分成春、秋两季，所以就把这部编年史命名为“春秋”了。后来孔子又对《春秋》加以整理修订，使其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但是，《春秋》是用篆书（甲骨文）写成的，即使是战国时代的人也难以读懂。而且《春秋》中的经文，言简义深，如果不加以注释，后人则难以理解。为了避免后人出现“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的窘况，古人开始对《春秋》进行注释。而“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都是给《春秋》进行注释的典籍。
徐彦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疏》
《春秋公羊传》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以口口相授的方式流传，一直到汉景帝时，由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才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合作，用今文（隶书）将《春秋公羊传》写在竹帛上。《春秋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也可以说是经传体。
西汉景帝时期，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也得以恢复并发展到新的高度。因此，以汉景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开始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在提倡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派的同时，也对其它学派解禁。
汉武帝时期，在京都长安兴办太学，并开始设立《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让他们教授学生，从此，博士的职责，就从之前负责掌管图书的官吏，摇身一变成为负责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其中，《春秋》的博士是胡毋生和董仲舒，他们负责传授《春秋公羊传》知识，在他们及丞相公孙弘的努力下，公羊学影响力日渐壮大，逐渐形成一大学派：公羊学派。
而后来公羊学派的董仲舒，更是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大一统”及“天人感应”学说。此说法符合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及王权至上的的精神，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青睐，因此，公羊学在当时显极一时。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也被汉武帝采纳，从此，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其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春秋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录整理而成，是我国留存下来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此书为用篆书写成，是孔圣人思想的高度浓缩，具体体现在《春秋》中的文句极其简短，它共记载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才用了一万六七千余字，其中一件事最短只用一个字描述，而最长的也只有四十多字而已。
措辞隐晦加上用篆书写成，即使是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如果不是史学家，一般人想读懂《春秋》是极其困难的事。为了让人们能读懂《春秋》，后人就写出了解释《春秋》的传授本，叫做“传”，此后，《春秋》就不再有单行本传世，而是与“传”合二为一合编的传授本。公羊学就是《春秋》与《公羊传》的合编本。
《春秋公羊传》侧重于阐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后公羊学经董仲舒升华至历史哲学的高度，其中，“三世说”与“大一统”这两种理论体系是公羊学的精髓。
1、“大一统”理论是封建王朝的指路明灯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对于《春秋》中“王正月”所包含的意思，《公羊传》的解释如下：
“王”是指周平王。
“正月”就是元年，指君王登基的第一年，也是开始的意思。这里涉及到“正统”的问题，所以新皇登基都要起年号，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是汉武帝，公元前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的年号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大一统”中“大”就是表示重视、尊重的意思。而“一统”则是指天下诸侯皆臣服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三个字在《公羊传》中第一次出现，“大一统”思想也是公羊学派的核心理论。“正统”理论肯定了封建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而“大一统”理论则是封建王朝的指路明路，中国古代统治者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采取怀柔远方异国、同化异族、吸纳异族的政策，均是基于“大一统”的理论基础。
2、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具有时代先进性，但却不能突破时代的局限孔子：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春秋》
孔圣人认为春秋年的历史并不是始终如一，而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东汉时期，公羊学派的何休明确提了了“三世”的说法。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说，作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变化论说法。
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利用公羊学派的“三世”，以及《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思想，同时融合了西方的进化论，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版的“三世”说。他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也就是大同世界。他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愿景。康有为的这一说法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同时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借吴楚七国之乱的时机，适时地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思想统一，才会有统一的法度，而百姓才会有可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统一。也就是说，要用思想的统一来巩固统治的统一，而要统一思想，就应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上下不和，则阴阳缪靡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总结了强秦迅速败亡的原因，那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认为农民的力量足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亡，所以，对于君主来说，农民既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也是上天的主宰者。因此，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说法，他肯定了皇帝是受命于天，即君权神授，但他又说如果君主不行“德政”，就会遭天谴（董仲舒所谓的“天”，是指农民）。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为封建君主“家天下”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天人感应”的说法，更是肯定了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是受之于天，具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但论影响力，则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莫属，董仲舒此举实则是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提供文化支持，使文化、政治合二为一。
因此，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建议如获至宝，他采纳并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同时兼用百家），并成为第一位在大一统王朝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沿用至今），第一位设立年号的皇帝。从而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
2、“三世”说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风云变幻。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使内燃机开始投入使用以及促使了通讯事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世界由此进入“电气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及日、俄均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年，日本发动对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深陷于半殖民地而不能自拔。
在中国灭国亡种的危急关头，先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企图以实业兴国，但已拯救不了病入膏肓的清王朝。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不过，洋务运动并非一无是处，它使国人扩展了视野，见识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及高度发达的经济。而且培养了一批学习西方先进资产阶级思想的近代人才，这其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率先觉醒，他们试图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的制度，并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实现救国图强的目的，史称“戊戌变法”。
维新变法需要理论基础，理想情况下是西方先进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但是，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尚未普及，无法进行宣传，于是，康有为灵机一动，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给了他灵感，他决定采取借尸还魂的方法来曲路救国，具体来说就是托古改制。
在历史上，王莽是首个托古改制的人。他参考《周记》中的内容，设计了一套改革的蓝图，目的是解决自西汉中叶以来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危机，但由于他的想法过于超前，最终失败了。
康有为本身是个读书人，他坚持儒学正统。因此，他想让儒家思想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于是，他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改制”之作，想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在《公羊春秋传》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三世”说。他认为社会的演变分为三阶段，即封建专制（衰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以及民主共和（大同世），而当时中国正处于“衰乱世”，必须通过变法维新，以进入“升平世”。
康有为的“三世”说，成功获得了光绪的认同。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但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策略，并没有引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认同，导致戊戌变法只持续了天便失败了。
结语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仅仅是台词，它更是公羊学历史哲学的精髓！
西汉时期公羊学盛极一时，汉代统治者也将《春秋公羊传》立为官学，之后统治者一直将它奉为治世经典。究其原因，因为公羊学是依附于《春秋》的学派，而《春秋公羊传》就是公羊学的具体体现。其背靠孔圣人这颗大树，是《春秋公羊传》成功的前提。
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为封建统治者实施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天人感应”理论，则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肯定了封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
“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