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桓公三年，既发生了晋国“嫡庶之争”的第五次交锋，又有鲁桓公自己的大婚喜事。就连一个不太知名的芮国，其国内都出现了一些纷纷扰扰。可以说，这真是热热闹闹、好戏连台的一年。
然而，这样纷繁的一年过去之后，《春秋》的史官好似累了一般，在桓公四年的记载当中格外地“偷工减料”。不仅没有像之前那样，无事也要将四时记录完备（如“隐公六年”的“秋，七月”），该年只记录了春、夏两个时节。并且，这仅有的两个时节所记载的内容，也是两件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那这一年《春秋》都写了什么？是不是真是史官们写累了，才如此的偷懒呢？在下先给各位说说这两件被记载于书中的事件，之后再细致分析分析。
《春秋》的史官真的累了吗？这两件被《春秋》记录在册的事件，刚好一件发生在春季，另一件发生在夏季。春季发生的这件事，是鲁桓公率领众人到郎地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而夏季发生的这件事，乃是周朝朝廷派了一位名叫渠伯纠的宰官来鲁国聘问。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很平常的事件？例如朝廷派人聘问一事，在《春秋》中经常会提到，并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儿。而另外一个诸侯围猎的话题，按古人的想法，这只是诸侯每年例行的常事（年年要举行，还要举行很多次），根本不应该记载才对。
如此看来，桓公四年真的没发生什么事件，史官为了凑数，才写了这样两个“流水账”么？予以为肯定也不是这样的。《春秋》既然是鲁国国家级的史书，又有孔夫子进行过修订，不太可能随随便便拿平常事来凑数。另外，这一年只写了春、夏两个时节，故意缺省了秋、冬，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史官懒得写了。很可能是史官，或者可以说是孔子故意为之，目的就是要让后人将注意力全集中到这两件“平常事”上。那老夫子到底希望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