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共三部分，全文完）
孟繁森作家哲学家孟子七十四代孙
内容提要：“道”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广泛使用的概念。在以“道”之名著称于世的古代典籍之中，《道德经》是道家的专著，《论语》和《孟子》被视为儒道的经典，“孔孟之道”也已成为定型固化的名词概念。然而同样是以道相称，道与道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非通常理解的那样一致。本文旨在探讨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本质不同，并重点辨析儒家学派内部，孟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联系与区别。
目次：
连载之三
三、中国历代统治者缘何尊孔排孟
（9）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帝王帝王对孔子与孟子的
不同态度，是孔孟有别的有力佐证
四、孔子思想在国外
（10）西方学者眼里的孔子
（11）孔子作为在国外办学的品牌
五、孟子在中国近现代
（12）伟人和英才的励志楷模，青年砥砺节操的榜样
（13）扬弃孟子思想，弘扬浩然正气
三、中国历代统治者缘何尊孔而排孟
（9）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对孔子与孟子的不同态度，
是孔孟有别的有力佐证
与孟子起起落落的遭遇不同，孔子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很受宠，一直坐在神坛上。
孔子是什么人捧起来的呢？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初期，变法与争战连年不断，法家和兵家在争城掠地的杀伐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汉高祖刘邦坐稳皇位之后，崇尚黄老的道学之风兴旺起来。道家尚阴谋，倡无为，对巩固政权，休养生息具有政治谋略上的意义，因之道家学说兴起，百家学说隐而不显。汉武帝登基后，儒生董仲书的奏章得到认可，儒家开始振兴，史学家司马迁也对孔子顶礼膜拜，居然称孔子为“至圣”，还破格将其传记抬进“世家”，与王侯同列。董仲书撰写的《春秋繁露》，将孔子进一步神化，一些儒生和大臣共同起哄架秧子，把孔子架上了神坛。以至所谓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也神乎其神地广为流传，至今尚有余音。朱熹更是断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极尽美化吹捧之能事。嗣后长达几千年，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儒学青睐有加，封爵造神的闹剧愈演愈烈：从汉平帝刘衍追封孔子为公爵和“褒成宣尼公”起，至清顺治帝又双叒叕追加封号，“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语，同上）。
权势者们为什么要捧孔子呢？因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的“治国的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同上）明太祖对孔子后裔所说的一番十分直白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尔祖明先圣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
何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齐景公问政时，孔子给出的对策（见《论语·颜渊》），意思是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各安本分，各尽其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言行举止不得越位越级破格违规。
朱元璋对孔子之道的领悟，堪称到位。他不仅是这么想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明朝建国后，一直尊孔崇儒，采取多种举措，大兴尊孔崇儒之风。据当时的谏官统计，至洪武十七年（年）二月“国朝崇尚儒学，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巨万者，多达上万两白银也。
朱元璋热衷于崇儒尊孔，却对孟子惧恨有加，起因是他从《孟子》一书中读到了如下君臣关系之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据《明史》记载：“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此事在清代著名史学家所著《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亦有明确记载：“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孟子家志《三迁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太祖览孟子‘土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诏去其配享，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且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太祖览其情词剀切为之动，遂复孟子祭，医院疗唐箭疮焉。”
“配享”即配享孔庙，指把孔子弟子和名儒的塑像排列在孔庙里，与孔子一起分享朝野与民间的祭祀。朱元璋忌恨孟子蔑视帝王的言论，提出罢黜孟子在孔庙里的配享资格，还下诏说有胆敢劝阻者以对本尊大不敬论罪。刑部尚书钱唐却带着棺材，冒着生命危险抗旨进谏，并“袒胸受箭”，任凭治安警卫持箭射击他的胸膛，嘴上还宣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见此情景，朱元璋居然受到感动，收回成命，医院为钱唐治疗箭伤云。
虽然史学界对罢黜配享的具体时间，罢黜配享事件与删修《孟子》孰先孰后，以及钱唐与这两个史实之间是何关系，迄今尚存异议，但据全祖望的可靠考订，钱唐冒险抗争一事，有多种资料互相印证，并非凭空捏造，不能因为有些典籍的遗失和各种记述的差异，而随意加以否定。
其实朱元璋收回罢黜孟子配享资格的成命，并非心甘情愿，他对《孟子》书中尖锐批评君权之语始终耿耿于怀。二十五年后，终于借助校订《书传》之机，授意总编纂、翰林学士刘三吾，主持删除了《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实际上就是“抑君扬民”太过之处）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据统计，《孟子节文》将朱熹集注本《孟子》七篇中的章，删去89章，删除多达百分之四十七的文字，使《孟子》一书变得面目全非。
明洪武二十八年《孟子节文》刊刻完成，之后，御史游义生冒死进谏恢复《孟子》全文，朱元璋拒不纳谏，并将游义生下狱。游义生在狱中自尽，十七年后，其好友孙芝于永乐九年（年）上疏倡议恢复全本《孟子》并被采纳，行世十七年的《孟子节文》，在朱元璋去世十三年后才被废止。
“武死战，文死谏”，在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淫威下，钱唐、游义生以及孙芝都以“威武不能屈”的大义凛然气节，以死抗命，申张正义，活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根根标杆。
朱元璋为什么尊儒尊孔却视孟子如寇仇？无他，就是因为这位独具慧眼的聪明帝王窥见了孟子与儒家与孔子的大不相同之处。
结论：孟子的道和孔子的道，同中有异，不应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孔孟之道”的提法过于笼统，值得商榷。
四、孔子思想在国外
（10）西方学者眼里的孔子
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孔夫子三个字被直接音译为Confucius。他的著作学说，有人说是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丝绸之路带到西方的，有人说是随着指南针的发明中国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下西洋时将其带到西方的，还有人说是通过来中国游历和传教的马可波罗、朗士宁等人回国后介绍到西方的，也有人指证说，真正介绍孔子学说给西方世界的，是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殷泽多（又译殷铎泽，意大利人），后者与郭纳爵（来华传教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联手，把《论语》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了西方。
法国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文学家伏尔泰（—年）说，“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何地读了什么版本的孔子的书，但他对孔子的思想是肯定的，赞美的，他说：“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他为什么赞美孔子呢？原来他和孔子一样，都认为中国政府是值得赞扬的优良的政府，他说“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见伏尔泰《哲学辞典》“中国”条目）。由此可见，虽然伏尔泰自称读了很多中国孔子的书，但其实他对中国和孔子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正确，历史上的中国政府一直是专制的政府，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也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并不像伏尔泰说的那样优良；而且，仅就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见《论语子路第十三》）一个事例，即可看到孔子面对伦理与法理相悖现象时的困惑和尴尬，这说明他还算不上“传授法律的贤明官吏”。反之，倒是伏尔泰对孔子的赞扬，从反面印证了孔子学说的局限性，他对孔子学说的评价有一点与比他更晚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年）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异口同声：都认定孔子的学说属于道德说教，既没有创新，也不成体系。
西方人士对孔子的评价评论很多，但是绕不过去的、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恐非黑格尔莫属。黑格尔全名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他率先发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这三大规律是黑格尔在其名著《逻辑学》中首先加以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黑格尔这个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这三大规律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出来，“当作出发点”，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和提升，“为我所用”，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大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如此评价孔子：“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指《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他说，中国的学者们“受皇帝的命令的支配。凡是要想当士大夫、做国家官吏的人，必须研究孔子的哲学而且须经过各样的考试（指科举）。”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的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指空洞浮泛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他认为，《论语》虽然有些包含哲学思想的语句，但也都是只有结论，并没有对结论作过深入的逻辑论证，缺乏思辨的哲学内涵。他还说，他十分后悔看了《论语》。
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有过全面深入的了解吗？估计没有，所以他的批评难免存在误差。但黑格尔站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注意到中国儒家学说始终以道德教化为重心，而不是以知识为重心向外拓展，因而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他对孔子学说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他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这种围绕皇帝利益、看皇帝脸色说话的所谓“哲学”，当然只能是帝王哲学，国家哲学。
黑格尔对孟子的评价也不高，这位曾在普鲁士封建政府统治下的柏林大学担任享有荣华富贵职务的校长，可能对一个人的精神品格问题重视不够，所以他没能注重从人格方面评价孟子，只是比照孔子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说“中国另外一个哲学家孟子比孔子较晚，他的著作的内容也是道德性的。”
黑格尔对老子哲学的谈论较多，主要集中于对“道”这个哲学范畴的讲解，他没有把老子的哲学贬低为道德说教，但也没有给出应有的好评，还不如尼采的评价高，尼采说：老子思想“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应当说，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比较到位，但对老子的玄秘哲学思想和概念，尚处于需要深入了解的阶段，他对于“道”的解释,主要来源于雷缪萨（19世纪法国的汉学家）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个汉学讲座，其余的部分多是对先秦易家总结象数应用的遗文《易传说卦》的八卦，有点类似道听途说的意味。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黑格尔，假如他对中国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了解得更多更淡入一些，那么他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作家迈克尔哈特（—年）所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名人排行榜》一书开列的名单上，孔子名列第五，他在评语中指出了孔子学说的一大局限性，他说：“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迈克尔哈特用西方人的眼光和价值观作出的判断，难兔具有局限性并且引起争议，但这个排名，对孔子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如何，还是具有一定参照意义的。
（11）孔子作为在国外办学的品牌
孔子在当代世界上的影响，主要是由以他为品牌的“孔子学院”带来的。据说孔子学院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汉语教学品牌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是因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向世界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产品是衣服鞋子彩电汽车等有形物，为了消除这样的印象，让中国文化及国学成为中国更具影响力的出口产品，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汉办”），孔子学院就是由“汉办”承办，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国家设立的，总部在北京。孔子学院秉承孔子“和为贵”及“和而不同”的理念，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孔子学院的经费名义上是由中外双方共同承担，实际上主要由中国筹措。关于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相关统计数字有所不同，较为可靠的官方报道来自中国新闻社年12月10发布的消息，消息称：从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迄今全球已有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所孔子学院和个中小学孔子课堂。而较早前的年的统计数据称，各国孔子学院和课堂里各类学员总数达万人，所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受众达万人次。
中国耗费巨资和大量人力物力，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效果如何呢？据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成绩是主要的，多方面的。但也有亲历亲为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士看法比较悲观，他们把孔子学院的处境概括为四个大字：水土不服。说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陆续提出了停办孔子学院的要求，即使不要他们分担任何费用，他们也不欢迎，想方设法把“孔子学院”撵出来或者关闭了事。孔子学院遭遇尴尬原因何在？除了政治外交上的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孔子几千年来倍受中国统治者推崇的君臣父子、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在中国都已逐渐淡出主流文化，与现代世界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更是早已格格不入，喝封建乳汁长大的孔子文化，难以成为当代世界广泛认可的文化。
五、孟子在中国近现代
（12）伟人和英才的励志楷模，青年砥砺节操的榜样
先秦以降，历代都有关于孟子其人其书的研究文献，从战国的荀子，到汉代的韩婴、董仲舒、扬雄、王充、赵岐，从魏晋的徐干、傅玄，到唐宋的韩愈、朱熹、陆九渊，从清代的戴震、焦循、康有为，到当代的刘鄂培（清华大学教授，著有《孟子选讲》《孟子大传》）和杨泽波（复旦大学教授，著有《孟子性善论研究》）等等，可谓代有新著，连绵不绝。这些文献，大体上可以归为八类：1.注疏类，2.义理类，3.辑考类，4.增删类，5.批评类，6.阐发类，7.考据类，8.纪事类。其中有扬有抑，褒贬参半，云泥两端，褒者孟子魂魄附体，舍孟其谁；贬者视为异端，势同寇仇。百家百口，见仁见智，但对孟子的正面评价，尤其是对其人格魅力的肯定和景仰，始终居于主流和上峰。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毛泽东，对孔子有过肯定的评价，在文章中也引用过《论语》中的词句，但他对孔子基本是持批判态度。五四时期（年7月21日）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他发动的批孔运动中（年8月5日）所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一句诗说得更为明确:“孔学名高实秕糠”。毛泽东对孟子的态度肯定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但好像比对孔子多了一些偏爱，甚至对孟子的人格流露出景仰之意。他的字“润之”，即取自《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他在谈话时多次引用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激励自己锻炼体魄和意志。他在著作中也经常援引孟子的名言，诸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春秋无义战”，“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无敌于天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心之官则思”，“夫物之不齐，物之性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梁启超，在谈论如何阅读《孟子》一书时，特别指出《孟子》为修养最适当之书，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学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语熟诵，或抄出常常阅览，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则一生做人基础可以稳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他还强调，阅读《孟子》要研修孟子其人其书的几大重点：一是品行方正不苟，操守坚韧；二是气象博大，正气浩然；三是意志坚强，百折不回；四是修身养德，兼善天下。
著名海外华人学者和作家林语堂，曾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认为“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气，与青年人之立志卒励工夫，是一种补剂。孟子专言养志与养气，志一则气动，气一则动志，是积极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初中暑假里，他父亲特意请人教他学《孟子》，他十二岁就把五六万字的《孟子》一书全文背诵下来，孟子的思想也在他心中形成了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都会从中获得明确答案。他说《孟子》一书“对我这个人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有用得多”。
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说，我最欣赏最崇拜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标准和“浩然之气”的精神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研究孟子的学说。
孟子研究专家梁涛在报刊上发表《作为中国文化清流的孟学》的专文，阐述“开展孟学史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理论借鉴意义”，认为孟子以天下为己任，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胸怀与人格追求，以亦臣亦师的姿态启发教导君主施行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他作为与官对应的民的代言人所提出的民本论、井田说，他在君臣关系方面作出的大胆论断不仅体现了民主意识，也为仁人志士反抗专制、暴政提供了理论武器。
孟子英姿勃勃、英气逼人的精神品格和大丈夫气概，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受皇帝的命令支配”的“侍奉主子”的奴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泾清渭浊，湜湜其沚，不可同日而语。
（13）扬弃孟子思想，弘扬浩然正气
孟子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一书中，此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前年，距今已逾二千余年，时代背景也与当今大相径庭，其历史局限性不言而喻，也属在所难免。我们今天若要继承其中的精华，只能秉持“扬弃”的态度，即淘去黄沙，留住金子，并将其熔铸在华夏儿女的精神与魂魄之中。
《孟子》一书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内容很多，现归纳列举数端如下。
一是孟子关于“民为贵”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实践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认识个人和政党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具有重要参考和启发意义。
二是孟子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对激励我们好学上进，奋发有为，具有很大的鞭策作用。
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肯定人们在人格上的平等，认为人性中皆有仁义，只要肯朝正确方向努力，人人都有成贤成圣的潜能，“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毛泽东的诗句“六亿神州尽舜尧”即典出于此。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种善既是“天之所与我者”，又是“我固有之”者，若要成为舜尧那样的圣贤，不能光靠天赋，还要看后天的习得，后天的努力，后天能否有所作为，“有为者亦若是”，“无为”躺平，是不可能有所进步成为圣贤的。了解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代的我们立志于学、识人阅世、锤炼人格与超越自我，无疑都有鞭策意义。
三是孟子关于浩然之气等等的论述，对砥砺华夏子孙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成千上万有气节有担当的民族脊梁，焕发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飒爽英姿，都有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其中，孟子关于进退有节，不走歪门斜道投机钻营的清正为官理念，对于促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四是孟子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论述——忧愁祸患使人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人萎靡灭亡（见《孟子告子下》），不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而且对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树立忧患意识，牢记初心使命，不怕艰难困苦，不断奋发前进，也有深刻的激励作用和警示意义。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至五月六日脱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