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尽人皆知。司马光成年后，成为北宋一代明臣，他对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便是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
纵观司马光的一生，他把史学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一方面认为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另一方面想要从历代帝王的得失和过往战争的成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主持了这一部巨著的编写工作。
由此可以推论，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主编，其人品性格、对历史的评价以及态度，一定会影响此书的内容和取材。
司马光画像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之基本宗旨，便是为当权统治者服务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生活在宋真宗、宋神宗时代，这也正是王安石展开变法之际。他虽然与王安石私交不错，但是他们二人在政见方面还是有根本不同的。正因如此，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不是变法的支持者，而是变法的反对者。
司马光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有着极强的正统观念，从《资治通鉴》一开始就阐述“礼”、“分”、“名”之重要性，就可窥知一二。
司马光在总结前人的史学成果时，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以史资治”的政治意识。他花费毕生精力主编《资治通鉴》之基本宗旨，便是为当权统治者服务。
王安石与司马光画像司马光的保守性——把“师古”与“治天下”联系起来
传统历史学家将“以史正心”视为自己神圣的责任，意图使人们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司马光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不仅要让君王知道历史过程，还要对历史中的善恶是非作出明确的判断。司马光把“师古”与“治天下”联系起来，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
这种特质，在记叙“商鞅变法”这一事件表现得颇为明显，笔者以此为例进行阐述。商鞅为何会到秦国？《资治通鉴》中详细描写了秦孝公的“招贤令”，也写了秦孝公回忆先君秦穆公“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类似这样的君王之表现，是司马光浓笔重墨之处。
商鞅剧照反观商鞅说服秦孝公的过程，《资治通鉴》的描述却十分简略，寥寥二十余字而已。我们来用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一下对比。
《史记》中商鞅面对秦孝公，首先提出了“王道”，遗憾的是秦孝公并不感兴趣。接着商鞅又提出了“帝道”，却没有击中要害。商鞅连续经历挫折，并不气馁，他最终提出了“霸道”，这一次他成功了——秦孝公“语数日不厌”。
由此可见，司马光对于商鞅的“霸道”之说，以及其变法中的某些要点进行了省略处理。我们都知道，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颇有成效，虽然商鞅身死，但是其变法改革仍旧在秦国推行。
秦孝公与商鞅剧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仅仅从诚信的角度赞扬了商鞅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潜意识中，还是反对大多数的“变法易制”行为的。司马光作为一个史学家，即使秉持客观的原则，但仍旧不能做到完全摒弃政治功利和个人好恶。
“司马光砸缸”救出的孩子是谁？
通过研究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他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此时再回过头来看看“司马光砸缸”这一则故事，别有一番趣味。
司马光砸缸我们从“闻讲《左氏春秋》，爱之”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司马光从小就喜欢历史；“退为家人讲”此言说明司马光不仅自己读史，还愿意分享；最终“即了其大指”，意思就是说司马光很快就能明白《左氏春秋》的内涵。而当时的司马光，才七岁而已。这些正说明司马光是一个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好苗子。
事实上，这则故事中还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这“一儿”是谁？他是真实存在的吗？答案是肯定的。
此人便是上官尚光。他的事迹被记载光山县上官姓氏家谱之中，他成年之后还建了一座“感恩亭”来感谢司马光的相救之恩。
为什么老师没有告诉我们“司马光砸缸”之后的故事？因为这则故事适用的对象是年龄较小的孩子，老师们主要是让孩子们学习司马光的精神，而且这位上官尚光并未出现在正史中，研究起来较为繁琐，也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老师们便忽略了这位上官尚光，这是无伤大雅、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