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阴山下，敕勒川草原我的家——说说包头的“战争”与“融合”
今天我们说起包头，几个很响亮的名头是必然要提上一提的——“草原钢城”“稀土之都”“外贸百强”……包头是草原的工业心脏，是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相信已经是全民共识了吧。
其实，开篇就说工业，以我一个城市顾问的本能，怕是会忍不住直奔“包头产业发展”而去，好好把这座浓缩着北方大多数工业城市的兴衰百味说道说道——在我看来，中小城市要对新兴产业的动向格外敏感，因为老的产业格局其实属于既得利益，只有新的产业才有可能给新的产业机会。
不过看看文章的标题，我只能按捺住自己讲产业的冲动。因为，今天我想说一说，包头，尤其是她的石拐区，更为久远的一些故事。如果说，今日之包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是繁荣的工业重镇；那么昔日之包头，就是古代社会农耕文明的边塞前线。
早在战国时期，大青山南麓的沃野，就是赵国和胡人争夺的焦点。这个时候的赵国，还没到大家熟悉的赵奢、廉颇、李牧等名将辈出的时代，而是被当时的人称为“四战之地”——南面的魏国，西南的韩国，西面的秦国，东面的齐国，北面的燕国都对赵国虎视眈眈。群敌环伺下，赵国就此败亡，实在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大家读过历史都知道，赵国非但没有被众国瓜分，反而异军突起，战力突飞猛进！
这就不得不说一位大大的英雄——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赵雍是赵国第六任国君，他继位的时候，赵国疆域并不算小，但军事实力远不够强大。赵武灵王是一位有抱负的君主，不甘心赵国积弱。我们都知道，单凭雄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内外并举，频频施力。对内，喜欢深入基层认真调研——他几乎把赵国走了个遍；对外，他胸怀壮志，筹谋开疆辟土。赵武灵王曾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的国土从东面插进赵国国土，几乎将赵国分成两半。平定中山国，既有助于国土管辖，又能让国君立威。可是，中山国虽小，却是有名的“千乘之国”，打得赵国是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还丢了几个边境重镇。这场败仗狠狠刺激了赵武灵王，他开始思考变革。
这场变革，就是大家熟知的“胡服骑射”。简单来说，就是赵武灵王要求国民们，向周边的胡人学习，“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
真是非常敬佩赵武灵王的勇气和魄力！我想说的是，骑射易学，胡服难易！即使是不那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相信仅凭想象都能预测，要推行这项改革是多么困难！
且不说赵武灵王，我们先来看看比他晚生年的另一位名人，面对“洋服”的反应吧。
我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晚清重臣——李鸿章。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统帅，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中兴四大名臣”。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
要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唐代以后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文人做官以后，梦寐以求获得一项殊荣－－谥号“文正”。这个谥号皇帝可不会轻易给人，在历史上，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比如范仲淹、李东阳、曾国藩等等。李鸿章谥号“文忠”，在清代的谥号中，被认为是仅次于“文正”的谥号，可见李鸿章无论是皇室还是民间，都是非常受到认可的。
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对于对外学习，对洋学习，比起年前的赵武灵王，我们应该都会觉得，接受程度肯定是高出许多的。
其实不是。
年11月，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保定和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会面，其中谈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服装改革的问题。这段会谈可见《李鸿章森有礼问答节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出版的《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这段谈话大概是这样的——李鸿章先表示了对明治维新的赞赏，但对日本改变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回答说，日本旧有的服制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日本裨益不少。李鸿章认为，“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则认为，如果祖先至今尚在，也会这样做。距今一千年前，祖先看到中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这说明不论何事，日本都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
这段会谈还有很多内容，就不一一赘述了。仅凭这几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李鸿章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改穿“洋服”很反感，他坚持认为“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年后的李鸿章尚且如此反对服饰改革，年前赵武灵王面对何等的阻力，就不难想象了。赵武灵王下令“易胡服”，这可不是面料贵不贵，剪裁好不好，品牌价值高不高的问题，那是不遵礼法，不讲规矩，贵族、士族阶层会把这当作奇耻大辱的！
大家了解中国古代服饰就会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正式场合，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即使是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也是着礼服的。士大夫阶层的居家便服，和庶人百姓的礼服同为一种，名叫深衣，可以男女通用。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并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用以展现人的体形。而胡服的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中原人着装要讲规矩，要有礼仪；而胡人穿衣和礼仪规矩一点关系都没有，方便就行！用今天的服饰习惯为例来说，中原人正式场合穿燕尾服，居家也要穿正装，而胡人常年四季都穿着运动服。
你也许会说，不就换身行头，有那么影响吗？
是的，真的有！
要知道，中国人对于服饰，从不含糊。中国的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朝已经很完善了。为了做好管理工作，周王朝专门设立“司服”、“内司服”这样的官职来掌管王室服饰。早在那个时候，服饰和地位、情境之间已经被联系起来。到了春秋时代，服饰的重要作用更加明显，并且和礼仪、德行紧密挂钩。其中最最重要的推动者和践行者，莫过于孔子。
孔子明确提出“君子正其衣冠”。在他看来，穿戴整齐，衣冠周正，这是君子的起码礼节和必备条件。《孔子集语》引《大戴礼劝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孔子对仪容服饰的严格要求，从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在他看来，一个人衣冠不整，是不能在上流社会立足的。衣服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只要看你穿什么衣服，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孔子还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法是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规定社会行为的规范。礼被看作艺，是因为礼的实行，包含着仪式、服饰等的安排以及左右周旋、俯仰进退等一系列严格的规定。
按照孔子的标准，“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衣冠端正、相貌威严被列为从政秘诀“尊五美”之一。
堂堂赵武灵王，作为赵国国君，应当延续并捍卫这样的规矩和礼仪，偏偏这个人不走寻常路，他提出胡服骑射——大家把西装西裤都收起来，咱们上班也好，下班也好，怎么舒服怎么穿，怎么方便怎么穿，T恤短裤都可以；以后出去打仗，也不必开出浩浩荡荡的战车和别人对阵，用一支来去如风的轻骑兵肆意冲击敌阵就是了！
赵武灵王这些设想，看似是针对部队展开的军事改革，实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政治变革——简单来说，是公然挑战传统礼法，公然叫板礼仪规矩。那么，他当然会面对极大阻力！
赵武灵王是个聪明人，他在改革前先进行了预热，和亲信大臣楼缓、元老重臣肥义沟通，先说服了两人，然后某天上朝，他直接穿着胡服去了朝堂。
然而，像皇族前辈——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这样的人，是坚决抵制这项改革的。赵武灵王花大力气说服了公子成，公子成第二天穿着胡服上朝作为表率，赵武灵王正式下令全国该穿胡服。
即便是赵武灵王亲自表率，说动皇族前辈公子成支持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皇族反对的声音，赵文、赵造、赵俊、赵燕这些皇族陆续出来反对，赵武灵王苦口婆心一一说服，最后耐心用尽，对屡劝不听的赵燕，直接给予严厉警告。经过诸多努力，最终，易服令终于在全国得到施行。
“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为什么赵武灵王那么坚持这项改革呢？
很简单，因为他吃过亏。
赵国是公元前年从晋国分出来的，而且还是分出来的三家中最强大的。后来魏国重用李悝、吴起实行变法，实力逐渐强大起来，韩国的国力也在逐渐增强，反而是赵国，既处在四战之地，前面的几任国君也不够给力，国力始终没上去。
可是，这种弱势相对于其他几国，比起西胡——地处赵国西北的林胡、楼烦这些游牧部落，无论是装备水平，还是战术素养，赵国明显高出很多。可是，这些游牧部落不和你摆开阵势对决，人家最擅长的就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于是，在与林胡、楼烦的战斗中，赵国的步兵和车兵往往只能目送对方的骑兵劫掠过后扬长而去。
多说一句——如果你是个不太了解军事的人，你可能会说，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劫掠，咱们派骑兵追不就得了？还真没办法追，因为在胡服骑射之前，中原没什么骑兵。这个时代，车兵才是战场上的主角。
商末周初的牧野之战，是中国古代首次较大规模使用战车的战例。《周本纪》记载：“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车战作为主要战争样式，在这个时段大行其道。一来中原是开阔的平原地貌，易于车战；二来那时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霸，并不是非得打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是重在示威——展示力量，争取人心。
而且受《周礼》“正名”的影响，这时期的战斗要遵循“礼”，讲究师出有名，方为义战。而且连交战都是很讲理的，比如不乘人之危，不连续重创对方等等；两军对峙的时候，双方先列阵，然后主将再驱车对杀，更像是一场竞技比赛。
其实中原人也学习控马和射箭，孔子就把“射”和“御”作为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的六项技能之二。只不过，中原人的射箭是徒步射击，而马术，则是偏向控制马车的技术。
所以，当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将骑马与射箭结合起来，并为战士们配备上更匹配的“职业装”，组成专业化的骑兵队，自然极大的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
从此，赵国摒弃了长袍，像胡人一样短装打扮。短装不仅让战士们骑射自如，生活劳作也很方便。在“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赵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不但很快攻灭中山国，报了一箭之仇，还在西北征服了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在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云中、雁门和代三郡，并从代郡南起，向西南入今山西省，沿恒山、芦芽山北麓到黄河北岸一线修筑长城。
赵长城至今仍有留存，保留比较好的一段，就在包头的石拐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访问包头时，曾经登临包头市西北的大青山，游览过这一段赵长城，还写下了《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
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无愧武灵王。
邯郸歌舞终消歇，河曲风光旧莽苍。
望断云中无鹄起，飞来天外有鹰扬。
两千几百年间事，只剩蓬蒿伴土墙。
翦伯赞先生在他的《内蒙访古》中，称颂赵武灵王“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并认为胡服骑射“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
是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变革。赵武灵王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被传统力量阻拦，反而成功对抗传统的君主。
赵国原本就是一个胡人满地走、胡服遍地有的国家，但是，生活在赵国的胡人，在“夷夏有别”的社会氛围中，想来也是被看轻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当时而言，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此前，中原一直保持着文化输出的优势。
而胡服骑射，首次逆转了这种优势，使得中原不再俯视周边的国家与民族，开始与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大环境下，使得民族融合逐渐成为了可能。胡服骑射，从小处说，是一场成功的军事变革；往大了说，是开启了中原民族学习游牧民族战争技术的先河。从技术学习到人才招揽，中原民族开始不断弥补作为定居民族的战争短板。
可能你会问，冷兵器时代，骑兵如此强大吗？
答案是肯定的。
说起“骑射”，咱们包头就出过一位大大的名人，骑射俱佳，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飞将军”——吕布。《三国志·魏书》第七卷，第一句话就是：“吕布，五原郡九原人也。”吕布擅长骑马和射箭，人称飞将军，史称“以骁武给并州”。
那么，他到底如何一个“骁武”法呢？在电视剧版《新三国》里，给了吕布一场非常高光的亮相——十八路诸侯固守营寨，董卓带领大军前去攻伐。董卓让吕布率百骑前去挑战，设法把袁绍引出关来。此时，吕布无比自信，淡淡说了句：“无需百骑，单骑便可”。接着，就是吕布在关前连挑几员武将，最终引出那场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场面——“三英战吕布”。
我们当然知道，“三英战吕布”，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笔下的一场大戏，不能作为吕布勇武的证据。“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的记载虽然可信，但并不能给人一种直观的认知。我想说的是，和版《三国演义》不同，《新三国》没有按照《三国演义》书中的说法，两军阵前，吕布先后挑死方悦等将，断武安国手臂，击退公孙瓒，继而引出张飞来战，而是多出一场“率百骑”挑战的戏码——这其实是将吕布另一场战役的精彩表现，提前“借用”了过来。
这就是《三国志魏书》所载：“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馀，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吕布骑着赤兔马，经常与关系亲近的麾下猛将成廉、魏越等几十个人骑马冲击张燕的军阵，每次都带着黑山军的首级归来。连续作战十多天，打败了张燕的军队。
这段历史记载，清楚说明了吕布这位生于包头的东汉末年名将，具备一切游牧民族的战斗特点：首先，骑术过硬，经常骑着能够腾跃城墙、飞跨壕沟、名叫赤兔的良马作战；其次，百步穿杨，“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辕门射戟可不是罗贯中虚构；此外，还极善于游牧民族来去如风，机动作战的突袭本领。
吕布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我相信足以说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组建了专业化的骑兵队，势必获得军事实力上极大的提升。
在那个时候，诸侯国之间的征伐，多为大兵团作战，多兵种配合，尤其以战车配合步兵为主。宽大的袍服影响士兵的灵活性，笨重的战车地形适应性很弱，但这些缺点，你有我也有，也就不那么突出；可当赵国与游牧民族的骑兵对阵时，这些缺点就成了致命的败因。
胡服骑射，让赵国先人一步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自然可以享受到改革的红利。骑兵作战，按古代兵家所说，“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孙膑曾系统总结过“用骑十利”。随着赵国凭借强大的骑兵一跃而成强国，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战国时代，自然是人人效仿，曾大行其道的战车逐渐被人遗忘，战争方式由“步战”开始向“骑战”发展。
多说一句——对于包头而言，吕布可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知名IP！
通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位勇武冠绝三国时代的绝世猛将，本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何况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最热衷的很多方面，都有着吕布的身影——架空小说、影视作品、甚至是电子游戏。
如果你有心，打开你手机的APP查一查就知道，各种三国为题材的游戏，简直多得吓人！你也许会问，“吕布故里”，难道就能吸引年轻人来包头看一看？是的！举个例子，西湖旁边有个景点叫于谦祠，20多年前我去的时候，根本没人。
但现在你去西湖就会发现，于谦祠已经是西湖边上一个热门景点了。道理很简单，因为当年明月写了一套书，叫《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非常生动，把枯燥的明史讲成了生动的故事，让现在的年轻人都知道了明朝的历史。
所以，你到那里就会看到，全都是80、90后的小伙子带着女朋友或是太太，到这里讲于谦的故事。我站在那里听了半个小时，发现大家讲的版本无一例外都是按照当年明月所写。这就是宣教的作用，“吕布故里”对他们来说，就是景点。更何况，这里还有让人一听就能联想到骑马弯弓的广阔草原。
前面我说过，从胡服骑射开始，中原民族开始不断弥补作为定居民族的战争短板。所谓的弥补，既是战法、技艺的弥补，又何尝不是一种民族融合的过程？
我之前埋了一个伏笔，《三国演义》里讲三英战吕布，是一个人的战败激发的——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和刘备共同师事于卢植，和刘备是有交情的。所以眼看他不敌吕布，张飞终于忍不住出手了。我们今天不讲公孙瓒的武力如何，单只从他麾下劲旅，说一说中华民族独特的“武”融合。这支劲旅，就是大名鼎鼎的白马义从。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中，公孙瓒是典型的对胡鹰派。与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胡人的上司幽州牧刘虞不同，公孙瓒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而他依仗的王牌，就是白马义从。
有趣的是，公孙瓒虽然对待游牧民族非常强硬，但他的王牌部队中却不乏胡人。在东汉时期，“义从”多指归附朝廷的外族，公孙瓒与乌桓交战多年，麾下也吸纳了不少崇敬其武勇韬略的胡人。
当然，我相信这支白马骑兵还是以中原民族为主的，如果胡人的比例太大，应该会如曹操征调匈奴丁壮编制一样，称为“义从胡”。
我们都知道，骑射，向来是游牧民族的看家本领，可白马义从生生用游牧民族的看家本领将其击败。作为典型的精锐射击骑兵，白马义从的战术与游牧民族骑兵很相似，远战以弓矢，近战以马刀和短矛，他们致胜的法宝，是游牧民族的薄弱环节——缺乏良好的组织纪律。
换句话来说，公孙瓒的白马义从之所以强劲，既利用了中原民族擅长的战术组织、相互协调的作战原则，又兼具游牧民族多力善射，马术精湛的技能。《后汉书》中说：“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白马义从一时威震塞外，乌桓“乃画作瓒形，驰马射之，中者辄呼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这支劲旅威震边疆，可没过太久，就折戟界桥，威风不再。三国时期的界桥，大约是今天河北邢台市威县一带，在这里，公孙瓒遇上了劲敌麴义。
麴义这个人早年在凉州，对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可以说了如指掌。因此在界桥对峙时，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以强弩千张掩护。公孙瓒见麴义兵少，下令白马义从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俯伏在盾牌下，待白马义从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
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白马义从射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混乱，白马义从此战几乎殆尽。当然，其中有位佼佼者没有在这一战陨落，在后来依旧有着活跃的表现，他就是在各类三国故事中堪称人气天王的——常山赵子龙。
麹义之胜，在于“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要我说，“兵皆骁锐”是次，“晓习羌斗”是主。正是因为太了解对方的战法和特点，才能给对方量身定制了克制的战术。
这样的故事，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融合中，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中原的定居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造就了独特的军事思想，说起城防攻坚，列阵操演，情报谋断，轮输转运，定居民族很有心得；而逐草四方，自然放牧的生活方式，则造就了游牧民族的彪悍习性，以及来去如风，灵活多变的战法。双方各自学习对方的优点，却又紧紧坚持自身的特点。在此之后，两种不同战法指导着中原民族和历代少数民族打了多年的战争。
从战国开始，沉稳的定居民族就开始寻找对抗游牧民族的方法，最终以长城这项发明，作为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防御工事。然而，多年来，城墙两边的军队你来我往，龙椅之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权轮流坐庄。可是，无论皇权如何易手，统治阶级始终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所以，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来，从未中断过。
整部中华民族的融合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有着无数可以说、值得说的故事。而且，这部民族融合史，我认为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正式拉开大幕的。登临包头市西北的大青山，游览着赵武灵王留下的赵长城，中华民族“武”的融合史在这里说，在这里好好说，我想，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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