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对应帝尧之都，这是近些年比较热门的讨论，但在进行这个讨论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帝尧是谁？
陶寺遗址--观象台在这里，我有必要先给出一个结论，即：帝尧不是陶唐氏。关于这个结论的具体考证，我会在后续的文章中给出，下面会简略地阐述一下二者的不同。
最早的“陶唐”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此句也被孔子也引用过，记载在《左传》里。除此之外，《左传》中还有四处提及了“陶唐氏”，其中有三处出自晋国祁姓士氏之口。《国语》中仅有一处“陶唐氏”记载，同样与祁姓士氏有关。
此外，在《左传》和《国语》中也都有关于“尧”的记载，《左传》中出现两处，《国语》中出现六处，主要记载了尧同舜、鲧、丹朱、伯夷、伯翳和重黎之后之间发生的事，但所有这些叙事都与“陶唐氏”不构成关系。
此外，在《吕氏春秋》里，陶唐氏同帝尧出现在同一篇章里，并且是被单独罗列的。
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帝顓頊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帝尧立，乃命质为乐。
《吕氏春秋》的这个说法也是后世讲“陶唐氏作舞”的出处，显然，在《吕氏春秋》这里，“陶唐氏”同“尧”也不构成关系，而且，“陶唐氏”要比“尧”早得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太史公在《史记》里也是把陶唐氏和帝尧区分开来的，真正把帝尧等同于陶唐氏的可查到的最早古籍是《孔子家语》，而《帝王世纪》继之，《孔子家语》同王肃有关，《帝王世纪》为皇甫谧所著，都是魏晋时人，这两部书里的确有很多真材料，但关于上古部分，其整合的意图较为明显，可信度较低。
关于尧的身份，其实《国语》里已经给了明确的说法。
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
这里的“郊”指的是郊祭，周人对应后稷，商人对应冥，夏后氏对应鲧，有虞氏对应尧，前三个很明显，都是对应自己族群的祖先，那么，有虞氏会是例外吗？
另外，《国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与之对应的《国语》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谁“殛之”呢？《国语》中同样给出了答案：“是故舜之刑也殛鲧“。
《左传》的答案却是：“昔尧殛鲧于羽山”，比对《国语》和《左传》，我们会困惑于鲧到底是舜杀的还是尧杀的，但仔细比对，我们能发现两者记载上的差异，即一个“刑也”，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鲧违帝命”的“帝”其实是尧，而舜是执行尧的命令而杀死了鲧的那个人，这与《史记》所载的舜臣尧，驱逐“四凶”、惩罚“四罪”之后才继任帝位是相合的。
也就是说，鲧与尧是同时代的人物，且死得比尧更早，那么，“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又该作何解释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尧是有虞氏的早于舜的某一任首领，而鲧是当时的一个被称为“崇”之方国首领。
那么，过去认为的“陶唐氏”和“有虞氏”每代仅有一位首领显然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今天的考古结论，如陶寺遗址前后持续了四百余年，呈现王国形态，只有一位首领是说不通的。
接下来，我们推论一下尧的可能性。
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帝王（首领）都有与之相关的征伐史，而征伐往往会伴随着迁徙。所以无论是尧还是舜，都不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结合《左传》、《国语》和《山海经》中的记载，尧、舜是一路征伐，一路迁徙的。
从北到南，从“四凶”到三苗，体现的都是征伐。
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左传·文公十八年》
揭去美化的外衣，这些功绩背后其实就是族群战争，这与考古结论证实的在距今年左右发生过的激烈的社会动荡相吻合。
简单点说就是：顺服的就成了“八恺”，“八元”（十六相），抵抗的就成了“四凶”。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四凶”的来历和背景。
《左传·文公十八年》有：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
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
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浑敦对应帝鸿氏；穷奇对应少皞氏；梼杌对应颛顼氏；饕餮对应缙云氏。
这上述四个“氏”中，除了缙云氏比较陌生外，其它三个也都见于其它文献，而少皞和颛顼更是《吕氏春秋》所讲的“五帝”之二（其它三帝：太昊、炎帝、黄帝）。
帝鸿氏见于《山海经》，为帝俊八子之一。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山海经·大荒东经》
关于帝俊的来源以及《大荒东经》所载区域，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单独论述，这里仅给一个结论：帝鸿氏一族大致生活在今天的山东境内，可能要偏北一些。
少皞氏出现在山东，时间可上溯到距今年左右的时候，其城址大致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境内。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
伯禽是周公旦长子，代父经营鲁国。
颛顼氏的统治区同少皞氏似乎有个错位，大致在今天的山东西部、北部和河南东部。
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左传》
这里的姜氏指的是春秋时期的齐国，任氏为薛国。
也就是说，舜所征服的“四凶”，有“三凶”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当时，舜还是尧的臣。
这样的征服必然会伴随着尧舜集团向东迁徙，所以舜之邑在商丘的虞城并不奇怪，而尧葬于山东境内也是符合常理的。
菏泽--帝尧陵需要说明的是，上古时期存在禅让制是可信的，其本质就是氏族内部轮流执政制度，也就是说，新首领同老首领必须是亲族关系，并实施内婚制，即老首领会把女儿嫁个新首领，这个习俗被后来的商族继承。
综上，我们可以捋出一个脉络，有虞氏来自北方，在更久远的时候，他们可能是颛顼分化出来的一支，始于幕，活动于今河北保定、京津、辽东一带，在距今年左右的时候，南下迁徙，有虞氏崛起。
而在有虞氏崛起之前，黄河中下游流域被一个强大的方国掌控，这就是陶唐氏，而陶唐氏在冀方，即《夏书》：“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这个“冀方”并不是后来的冀州，而是今天的山西运城及临汾一带，后来的夏禹也是建都于此，传至太康失国，这是《五子之歌》有此一说的原因。
讲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也是可信的，但二里头成为夏都应该是少康复国之后，甚至更晚。
在陶唐氏到达晋南之前，这里应该已经存在一个方国了，即是“大夏”，夏后氏的“有夏”这个氏，可能是来源于更古老的那个“大夏”。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左传》
这个“实沈”是高辛氏之后，同担任陶唐氏火正的阏伯是兄弟，需要交代一下的是，高辛氏同帝喾不构成直接关系，二者被整合不早于战国晚期，我会在后续的文章中单独论证这件事。
“唐人是因”的“唐人”即是后来的祁姓的源头，也就是陶唐氏，《左传》记载了“季札观周乐”一事，鲁人为季札歌《唐》，他想到了陶唐氏，原因在此。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左传》
陶唐氏的衰落很可能同有虞氏的崛起存在直接关系，但有虞氏的重心并不在晋南，而是山东及河南东部，也可能是有虞氏在晋南并没有站住脚。
舜在河南虞城建都，而阏伯的商丘被相土占据，相土为有虞氏的司徒契的孙子，丹朱的后裔在今河南遂平县境内建有房国，而皋陶一族向南深入到淮水流域。
总之，尧舜集团的政治中心在东而不在西，至少晚期是这样的，但他们的起源却在冀北。
传说帝尧的出生地在今河北顺平县的伊祁山，这个可信度是有的，另外，“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史记》），这个“妫汭”即是古妫州境内的妫水，即今天的北京以西，张家口以东的妫水河。
也就是说，以先秦的史料记载及考古结论来推导，北来的有虞氏取代了陶唐氏的盟主地位，二者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敌对关系，因此陶唐氏后裔强调“以服事夏、商”，并不包括有虞。
陶唐氏衰落之后，并未彻底灭亡，其后裔唐氏仍然在晋南、豫西一带占有一席之地，前后持续了一千多年，这也是祁姓士氏骄傲的资本，到了周成王时期，唐国被周族攻灭，其土地被封给了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桐叶封弟”的典故即是由此而来。
那么，我的结论是，同陶寺遗址构成之间关系的其实是陶唐氏，前后持续了四百余年，而陶寺晚期对应的是陶唐氏的衰落期，与有虞氏的尧舜是平行关系，陶唐氏衰落后，其后裔仍然活跃于晋南、豫西。
而帝尧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河北、京津及山东，他们同岳石文化存在某种密切联系，其存在一个从北向南征伐的过程，也就是说，岳石文化同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西中部、北部的白燕文化等构成脉络，是有虞氏的源头。
而商族同有虞氏又密切相关，商祖契是舜的司徒，这是可信的，或者说，商族的老祖母来自有娀氏，而有娀氏只是有虞氏分化出来的一脉而已。所以商人“禘舜”也是明正言顺的。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国语》
尧王城遗址那么，地处山东日照的尧王城遗址，即便不是帝尧的都城，也会同尧舜集团存在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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