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经”的数量最少，原因不言而喻，能称之为“经”的书，实在太少了。“经”，原指“永恒的道理或法则”，目前则有“经典”之意。
在我国古代社会，“经”是最高的学问，正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尽管曹雪芹在刻画贾宝玉中对“经济致仕”的评价有失偏颇，但贾宝玉对“四书”地位的肯定，充分说明了“经”对其他学问的衍伸扩展，其他学问都是“杜撰”，而“四书”不是“杜撰”。
但凡能称为“经”的，最先必始于“圣人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纷呈，通过现有文献的遗留，我们还可以看到《墨经》，马王堆出土的《十六经》、《法经》等等。各派著书立说，都有自己的“经”。思想文化领域群“经”并存，是诸侯割据、政权分立的产物。可惜，随着历史的变迁，许多的“经”散佚不存，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发掘像马王堆那样的古墓，渴望呈现我国古代思想的灿烂辉煌。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逐渐被推向圣坛，儒家最早的“六经”：《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在汉代《乐》已散佚不存。于是，西汉设“五经博士”，即每“经”设置一定数量的“博士”，一般为每“经”十四人。儒经被立为官学，则成为了进身的途径。西汉历史上，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相互诘难，促进了经学的分化与发展。
魏晋时期，《孝经》、“春秋三传”、“三礼”跻身于“经”的行列，加上原来的“五经”，成为“十一经”。
唐代是“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建国伊始，孔颖达就撰写了《五经正义》，颜师古也定了《五经定本》，对汉代的经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确立了诠释的范本，历代的注疏如郑玄、王弼、杜预等对“五经”的注，成为唐代“疏”的底本。唐文宗太和年间，石刻“十二经”，在“十一经”的基础上，列入了《尔雅》。
宋代，经过程朱等人的努力，《孟子》也成为了“经”，至此，十三经的称谓及其“注”、“疏”格局奠定。南宋以后，“十三经”及其注疏开始合刻，明清两代刊行渐渐普及。清代嘉庆年间，阮元（公元）主持下，据宋本重刻了《十三经注疏》，该书校勘详细，成为当前通行的版本。
十三经及其注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不过，相对于“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和文学小说等，其整理还远远不足。建国后，中华书局曾对之前的“十三经”做过一个出版发行，但种类很少。近年来，这一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十三经的系统整理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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