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因此整理儒家经典、注解儒家经典，为儒家经典的现代化阐释提供权威、典范、精粹的典籍文本，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奠基性工作和重要任务。
先秦时期是儒家经学文本的生成时代和经学体系的奠基阶段。孔子之前，《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皆掌于官府，经孔子编定之后，以其文本教授，私学大昌，从此六艺由先王的政典逐渐变为学者传习的事业。可以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子夏序《诗》、传《易》、受《春秋》、作《丧服传》，贯通群经。其后儒门弟子代有相传，至战国时有孟子一派、荀卿一派，递相授受。《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说明儒家“六经”逐步固化为一个经典体系。这一时期，出现对六经的注释，除了师儒相传的章句之外，有传、有记、有说。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说的繁荣时代。秦火之后，《乐》经失传。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儒学，置五经博士，儒家学派尊崇的经典《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由学派经典上升为王朝治国经典。汉代经学虽有齐学鲁学之别、今文古文之争，众说频出，各具特色，但论其贡献，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整理保存西汉以前的儒家经籍，并且对这些经籍作了深入的注释，因此这一时期经书文本出现了一系列新变，表现有四：一是刘向校书。经书及其早期传注原来多以篇卷单行，师儒所传，各家有别，至西汉刘向等整理编校，才有定本。二是马融因经作注，使经书文本由原来的经、注单行走向经、注合一。三是蔡邕主持刊刻《熹平石经》，这是经书文本刊石之始，也是统一经书文本的重要举措。《熹平石经》共刊《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经，今有残石传世。四是郑玄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之学，使今古文文本走向统一，为后世经学文本的传承和经学注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王弼退象数而言玄理、宗老庄以注《周易》，杜预废贾逵、服虔之注而解《春秋》，梅赜上伪古文《尚书》，皆属经学文本的又一变化。南北朝时期，北朝服古不改旧章，《左传》用服虔注，《尚书》《毛诗》《三礼》均用郑玄注。南朝承袭魏晋学风，《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毛诗》《三礼》用郑玄注，多以玄理谈经。值得重视的是，义疏之学兴起，兼释经注，广采众说，唐代《五经正义》实以此为基础。
隋唐两朝在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兴盛后，对南北朝时期造成的经书文本和经说的南北分歧，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一，并在统一过程中大幅提升了经学的水平。这期间值得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