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微博 http://m.360xh.com/xinwen/3260/65468.html中国古代有着独特的史学传统，可以说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业的史官，使得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这是很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不过，与我们认知大相径庭的是，古代史官起初的职责并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从事包括求签算卦、祭祀问神、天文历算甚至是看病问诊等一切与鬼神打交道的事情。也就是说，传统的史官实际上是神职人员，记录历史只是从他们本职工作中衍生出来的副业而已。这种现象被称为“巫史同源”，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巫史传统”。“巫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时间所限我们没办法展开细讲，这里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所在的家族，在朝中掌管史料文献和天文历法相关的工作，其地位与那些算卦求签、跳大神的人基本相当，不过就是皇家豢养逗乐的戏子罢了。司马迁的说法固然夸张，过于贬低了史官在汉朝时的地位，但却也向我们道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史官还没有从传统职责中彻底分离出来。汉朝尚且如此，那么在比汉代更久远的春秋时期，史官与巫、医、卜、祝这些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就更密不可分了。因此，讨论春秋时期的史官为何要记录历史，他们又是以何种形式记录历史，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芬芬在一篇小短文中讲到，鲁国的《春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告庙”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国君向祖先汇报讲话的提纲。既然是向祖先汇报近况，那么其中所记录的必然是祖先想要了解的事情，至于说后人想要了解些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史官也不会去关心。《春秋》中所记载的事情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发生的事情——比如国君即位、出国访问、发动战争，以及公室主要成员的婚丧嫁娶，大夫代表国家参加会盟或者征战——这些都属于国家大事，事前需要进行占卜，事后要到宗庙里向祖宗汇报战况，这些都会记录下来藏于秘府。《春秋》除了记录本国历史之外，也会记录一些其他国家——包括王室——发生的大事。这些事件的记载有两个根本的原则：一是必须要有当事国家的通告，二是通告必须要在宗庙中举行仪式，这二者缺一不可。比如著名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音豪）”，“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是依赖诸侯的通告才记录在案的。假如邻国发生了重大事件，但对方没有来通告，史官即便是听说了，也不能根据传闻臆测，因为一旦你臆测的不准，那岂不是在欺骗神灵了吗？对方来通告了，但通告的内容有错误，史官就算知道是错的，也不能随意更改，因为你记录的内容与祖宗听到的不一样，同样也是一种欺骗。就比如说公元前年三月二十四日，东周第一任天王周平王去世，王室派往鲁国的使者把天子去世的时间通报成了十二日，《春秋》也就将错就错，按照错误的时间记载。《春秋》记载事情都极其庄重，原则上一旦记录在案就不能更改。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假如国外的宗室要求更改通告，本国的史官似乎也没有权力拒绝。比如春秋后期时，卫国权臣孙林父和宁殖联手将国君卫献公赶出了国门，诸侯的史册上都写上了“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后来宁殖病危，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把儿子宁喜叫到床前，让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掩盖过去。否则的话，他在天上宁愿饿死也不来享受族人的祭祀。宁喜后来果然如其所愿，把卫献公又迎回了国内，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就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句话，而是变成了“卫侯出奔齐”，这就是宁喜为父亲遮掩的结果。END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子在川上逸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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