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孔子，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而我们就看一下孔子的作品《春秋》。《春秋》是孔子自作的唯一一本书，当然也是六经或六艺中唯一自作的，通常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这一“作”字可了不得！但孔子说自己一直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这怎么理解？老先生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好像忽然发作了，放出了异彩，而且正是这部充满了时机感的作品让孔门学说“自见于后世”了。这是第一个独特的地方，和他以往的作为、风格不一样了，“述而不作”的风格好像发生了改变。第二，这个“作”又不同于古今中外其他作品的“作”，它是完全以“述”的方式进行的作，也就是说，它似乎只包含纯历史事件的记述，再无其他。你想从里面找点儿什么“吉”、“凶”、“好”、“坏”的评论，没有！就是“述”。看来“述而不作”的风格到这儿也不能说就完全改变了，他是靠“述”来“作”。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前面所引的历史上和现代的一些观点，说《春秋》是“鲁史”，说它是大事记”，等等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它又确确实实是一部特异之作，不然绝不会在历史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孔子讲的“见之于行事”不同于“记载行事”，把“行事”只当做特殊的、个别的事实来看待；相反，从这“行事”可以“见”那深切著明的大义，这些所谓的“大事记”本身就表现出“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思想特点，这些也不只是道德的判断。所以司马迁说《春秋》“辞微而指博”，“推见至隐”。说话说得很隐约，但是思想非常博大，在最隐约、最微妙的地方，还能表现出孔子思想的要义”；公羊家们也一再这样说。但你想把这“大义”普遍化又办不到。汉儒在解《易》的时候也找了很多的“义例”，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书事诡其辞”，在记述一个事件的时候，要让它的表达变得诡异。但正因为这样，《春秋》才特别“深切著明”地体现了孔子和儒家的“非普遍主义的情境生意成真论”的特征。不到此处，儒家哲理真正的妙处，你就根本探测不到。从这儿我们看到，孔子在他最需要作、最想作时，也不会像老子、庄子、墨家、法家那样作，更不会像柏拉图、耶稣那样作，而只在“述”的“情境”、“意一艺境”或“时间化的上下文”中来显微阐幽。所以我觉得，孔子终其一生的思想与表述风格是“一以贯之”的，而且在《春秋》这里还表达得特别深切。那些怀疑孔子曾“作《春秋》”的论断，实际上主要是由于这些怀疑者的见地不够，看不出《春秋》本身“述作不二”的特点第三，《春秋》特别突出的非普遍主义又非特殊主义的特点，使它成为一部典型的“圣之时”之作。从形式上看：它是一部按年记事的史书，但它又绝非仅仅包含了“在时间之中”出现的特殊史料或事件。它通过记述“行事”，展示了“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当新王”、“改旧制”等一系列回荡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义”，而且还隐含着其他五经的时机化含义。所以《春秋》通五经这些我们以后都会讨论。总之，《春秋》无论从名称、外结构、内结构、表达方式、意义的实现方式、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方式，都有一个非对象化、非实体化、时境中构成的重要维度。在人类文明史中，我还没看到过哪本书有这么深邃诡谲而又顶天立地的时间感和历时命运。第四，这本书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绝。前面提到的那被后人惊叹的“微”“约”、“隐”、“诡”等表达方式，看来绝不是原来的各国史记就有的，也不是无意为之的，而是孔子有意为之！孔子对他手上所依据的《鲁春秋》，有的记下来了，但还有很多东西给削掉了。后来据说《春秋》首先传给子夏—子夏多聪明的人啊！《孔子世家》还讲：“乃因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这“指博”就是要靠“约其文辞”才达得到，一定得把那“文辞”给它“削”“约”了，它的“指”才能“博”。要是像原来的史书记得那么详详细细的，那“指”就“博”不了！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孔子在这儿非把《春秋》搞成个“残本”不行！不是残本就出不“大义”。我觉得哲学行到了21世纪，我们从西方学一些，现在也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从19世纪后期以来，有些哲理的触角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文本可传？什么样的文本有意思、有深意？都跟这个问题有关。当然，各人有各自的阐释语言，但起码就我个人来说，要是没有那些哲学上的体会，我无法看出《春秋》里面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对我来讲是最深刻、最前沿的哲学问题。这些内容都在说明，孔子有意将《春秋》作得如此隐约简微，以便获得特别的思想传承效应。它既是“前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极有哲理含义。而对于这个话题，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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