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权，今天和大家来探究一下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春秋》：为尊者讳的观念，兹举数例以明之:其一，《春秋》经文书国君被“弑”，从来只是记别国君主被杀。合国君主被杀则不书“弑”。如鲁隐公是公子晕勾结鲁桓公而使人杀掉的，《春秋》经文仅书“公苑”《隐公十一年》。其二，鲁桓公夫人姜氏是齐襄公诸儿的妹妹，兄妹通奸，使彭生扼死桓公于乘，这是春秋史上一大丑闻，《诗经·齐风》中《南山》《敝苟》《载驱》均讥刺其事。但《春秋》经文仅记“公掩于齐”（桓公十八年）。其三，阂公亦为庆父所杀，《春秋》经文亦只书“公亮”《阂公二年》。上三例为鲁君被杀而称蓖以讳之。此外，鲁君失国或夫人出奔，则讳称“孙《逊》”。兹亦有二例可为证:其一，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桓公夫人姜氏，与其兄通奸，谋杀亲夫。庄公即位，姜氏不见容于鲁，出奔于齐。经文不斥言“奔”而言“孙”，孙同逊。杜注云:“鲁人责之，故出奔。内讳奔，谓之孙，犹孙让而去。”今人杨伯峻亦云:“当时人若言及国君或夫人之奔，不言奔而言逊。奔是直言其事，逊是婉曲成辞。”其二，季氏专鲁，驱逐昭公，昭公奔齐。昭公二十五年经文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唁公于野井”的说法，已经透露出昭公失国出奔的悲凉气息。“唁”是对不幸者的安慰。故杜注云:“讳奔，故曰孙，若自孙让而去位者。”除却为鲁国君主及夫人出奔与被杀避讳之外，《春秋》经文中尚有两条避讳的特例:一是讳娶同姓;一是讳周王降低身份。前者乃上文提到的“孟子卒”，后者乃“天王狩于河阳”。哀公十二年经文云:“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三传的解释基本无异。《左传》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公羊》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谷梁》:“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其同姓也。”同姓不婚，为周礼所规定。《礼记·坊记》说:“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鲁为周公之后，对周礼的遵守比其他诸侯谨严，其实同姓为婚，在别的侯国早已不算回事了。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重耳亦为姬出。但在鲁国似乎特别看重，对鲁昭公娶吴姬孟子为夫人，当时就有人议论，《论语·述而》云: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由此可见，昭夫人当曰并没有以姓称，之冠以国名为“吴孟子”。死后，鲁史干脆连“吴”字也去掉了，以此遮掩昭公娶同姓的失礼。但三传在赞扬《春秋》“为尊者讳”的美德的同时，又无意之中揭发了奋国人的这一隐晦深衷。《春秋》中另一避讳的特例是禧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的记载。此条三传均有解释。《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君召臣，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谷梁传》:“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三传的解释虽稍有不同，但都是在避讳的前提下解说经义，所不同者，《左传》是为晋文公讳，即“隐晋文召君之失，明其勒王之德。”《谷梁传》为周襄王讳，说“全天王之行”。只有《公羊传》较含混，“不与再致天子”，既可理解成为晋文公讳，亦可看作为周襄王讳。比较三传，我们认为《谷梁传》的解释更为合理。因为天王至尊，当然得为周天子避讳，而从《春秋》内外有别的书法来看，似乎没有为晋文公讳的必要。前人讲春秋“大义”，往往深文周纳，凿空臆说，有所谓“曰月褒贬”与“名氏褒贬”之说。这只能代表研究者的主观意念，并非《春秋》即有此“义法”。当然，前人亦不乏明智之士。如宋人郑樵便说:“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郑氏此说甚当，因此，今天研究《春秋》的思想性，不能再在所谓“微言大义”上作无谓的推求了。但也不能说《春秋》真是“断烂朝报”的杂拌儿，作为一部史书，无论它如何简短，总归有一定的思想倾向，而这倾向也应该是一眼望穿，并非“隐奥微婉”到“传之注之尚末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的地步。上述《春秋》思想性的两个方面，应该说，并非是深文周纳，罗织经义以诬周“圣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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