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公益爱心 https://m.39.net/disease/a_6359070.html《春秋车战》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先秦战车总论”，从先秦战车源流、形制、人员分工、指挥战术等角度对作为战争工具的战车进行了总体论述。同时广泛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成果，以《左传》记载的具体战斗场面为例，讲解了车战中车左、御者、车右的人员分工和协作，让人从战争的角度理解车战中具体角色的实际作用。下编则是从春秋时代代表性的战争战役的角度，选讲了《春秋》中涉及车战的主要战役场景。此书不仅重视整体研究，在细节上同样可圈可点，不仅是一部充满趣味的学术类普及读物，即使对非常熟悉《左传》的专业人士来说，这部分研究对于重建相关认识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撰文｜冯夷《春秋车战》，赵长征著，新经典·琥珀｜文汇出版社，年6月。“车战”的成立春秋是车战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车辆大规模用于战争的时代。车战——而不是骑战、步战——在春秋时代占据战争的主导地位，尤其是人们最容易拿来与车战作比较的骑战，之所以没有在春秋时期就代替车战，从现实条件来讲，有其深刻的时空背景。春秋时代虽然出现了少量的骑兵，但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不会发挥什么作用。甚至唐代学者在注释经书时，还引用刘炫提出了一个绝对的看法：“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这种说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有学者提出在古籍中存在着“乘马”的记录，如《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周易·屯·大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看起来古人已经有了骑乘马匹的行为，但这些描述中涉及的是长途跋涉和礼仪场合，对马的爆发力要求并不高，不能与战争中使用马匹等量齐观。车战的复原图。（本文图片均来自《春秋车战》）随着二十世纪殷墟甲骨的发掘，有学者提出，在商代应该就有骑兵，如著名学者于省吾即据甲骨卜辞中有“马”“先马”的记载，而提出“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的观点。但现代研究实际上否定了这一看法，商代是中国家马大量出现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战马和骑兵就已经出现。在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在小屯发掘了一人一马一犬合葬于一坑之中，死者随葬有戈、刀、矢等，胡厚宣先生、沈从文先生等据此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骑兵，这种判断本身存在问题，因为随葬品是否成系统地反映了死者生前的职业，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有学者指出，春秋时代的“畴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但当时的这些所谓骑兵并不是在马上作战，而是把马当作运输工具将战士运输到作战现场，战士再下马作战。“百万军中取上将人头”的情况，只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才会出现。为什么春秋时代骑兵没有大量出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马并不适合在战争中骑乘。据张宏、聂东红对出土的太原晋卿赵鞅墓车马坑中马骨的研究，春秋时代的马，其骨骼力学性能明显低于现代马骨，因此并不适合成为单独的战争人员乘载工具。因为两军对垒，如果如后世骑兵那样冲锋陷阵，就需要马急速奔跑，对马的爆发力和机动性能要求极高，此时的马还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而商代以降到春秋战国的战车则是两马、四马、六马的规制，这就减轻了马的负担。直到东汉时期，单马驾车才成为主流。其实反映的是家马在近千年的驯化过程中，挽力不断增强的事实，这就反过来证明了，马匹并不能作为单纯的战争工具。因此，选择在当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的车辆作为战争工具（赵书，20—36页），就是相对较好的选项。《孙膑兵法·八阵》中明确指出：“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意思是土地平坦就多用战车，而地形复杂就多用战骑，显然这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的作战情况。这里我们不考虑兵法本身是不是孙膑所著，也不考虑这里的战骑是不是就如后世马上骑兵一样，这里重点强调地形和地势对战争工具选择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指的实际上就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地势较为平坦，战骑由于前述马匹生理上的客观原因，以及骑具的缺乏（主要是高桥马鞍和马镫），对骑术的要求甚高，这种情况下对冲作战可能会加重作战伤亡。因此战车就成为战争的首选。且平地的高速冲锋以战车“左旋”“右旋”为主要的作战方式（—页），这种形式对马匹、人员来说，其伤亡就较之战骑的对冲小得多。（“险则多其骑”描述的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骑兵情况了，这些骑兵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对冲作战，而是射箭等。）战车的复原图。另外，赵书中关于车战的另外一层含义，虽然没有明确，但也有意无意地揭示了出来，那就是车本身作为一种礼器，车战也有一定的“礼”的意义蕴含在战争之中。春秋时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但此时贵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势力还没有登场，时人对于战争形式的认识水平也就不可能突破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反而只是在当时的认知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战争的具体形式。如春秋早期“庄公小霸”所使用的“鱼丽之阵”（—页），其实是车战模式的变革，属于战术层面的变化。正是这种战术层面的变化，让车战的形式不断丰富，进而催生车战“黄金时代”的到来。春秋时代的宗周贵族气质并未消退，但同时并不一味遵守旧有的具体车战阵列，才让车战这种具有一定礼学意味的战争形式得以大放异彩。作为系统的“车战”车战，涉及的不仅是一种以车辆为主要工具的战争形式，它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车到人，从历史中把握车战这种战争形式，不仅能深入认识车战本身，还能对整个春秋时代风貌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多传统有所把握。车从何来？这是讨论车战问题的起点。目前学界关于车辆的起源有“西来说”与“本土说”两种看法。其实关于中国驯化马的看法也有此两种，并且学者从历史学、传播学，乃至生物遗传学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家马驯化进行了研究。但对于车辆则不可能与家马起源问题一样，采用诸如生物遗传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作者在简要介绍了学界观点之后，就将此问题放下，让读者自行判断。学术研究中需要悬置的问题太多，在不影响研究主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悬置一些枝节问题，但需要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告知读者，这是研究的品质所在。车战的示意图。接下来，作者就车辆自商代开始的发展史作了简明扼要的梳理，进而将传世文献、出土资料及其相关复原研究作为整体史料，讲解东周战车的形制以及先秦人乘车的形式。接下来以单车为例，重点讲解了车左、御者、车右的相关知识，并在其中穿插了作战兵器及其使用方法等，在一些重点知识处，还运用中西比较、古今比较的方法进行重点讲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结合具体的史实，而非以抽象的说理，来说明车辆知识以及车战中，车左、御者和车右的作用及其配合，让比较难以理解的知识，或者往常读书不甚注意的知识，变得鲜活生动起来。如作者在讲到车前的“轼”时，就详细地介绍了轼的作用、为何不将轼造得太高等，进而讲到“轼”作为动词的情况。这些知识如果单独讲解其实非常枯燥，但是作者将之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下，如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前，斗勃奉命至晋军军营请战，他请晋文公冯（即“凭”字）轼而观的故事，不仅能够让人理解轼的作用，还能让人知晓春秋时代的外交活动中，外交辞令是如何表达的。（41页）而轼（式）作为动词时，演变出了“式礼”，这就为理解其他典籍中的相关知识，提供了参考。如《史记·魏世家》中的“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一句中“轼”的意义，《史记正义》中将之解释为“文侯轼干木闾也”，意义不甚明了，但在阅读了本书之后，读者就会对这一“轼”字有比较清楚的理解，同时对魏文侯礼贤下士的形象有更充分的认识。（43页）在讲到车左时，因为车左的职责是射箭，所以作者从射箭的具体职能讲起，进而介绍了“中国式射法”，同时对这种射法形成的原因，即中国式射法所对应的亚洲复合弓进行了介绍。通过将“中国式射法”和西方“地中海式射法”加以比较，其实多少纠正了今天影视作品对于中国古代射箭动作的错误认知。郎世宁《乾隆皇帝射猎图轴》（局部）。此处配有郎世宁所绘《乾隆皇帝射猎图轴》以及安特生所摄内蒙古人射箭的照片，直观地展示了马上射箭和一般射箭的射法和身体姿势。（50页）作者以图画和照片的形式展现“中国式射法”，并且选择的都是清代和近代的图像，是想要告诉读者，其实“中国式射法”不仅形成时间相当早，而且延续性相当强。在涉及御者这一战争角色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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