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捐助 http://www.yunweituan.com/npxdt/npxchy/m/838.html西汉初年，有鉴于《春秋》简而义深，要是没有后人疏通解释，将无由窥其奥旨，故有五家为《春秋》作传：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夹氏。而其中公羊氏一家，也就是后来《公羊传》之滥觞。说到《春秋》，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印象，大概就是王安石所批评的“断烂朝报”。王安石画像从史学意义上看来，这部史书中所载，确实只是诸侯之间彼此赴告的文字而已，称不上是“系统的整理”，更没有鉴往知来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春秋》确实是孔子据鲁史删修而成的。一部“断烂朝报”的历史早就已经具陈，孔子又何必再把它整修得更“断烂朝报”？在笔者看来，这其中，必然有公羊学者所主张的“微言大义”在里面。《公羊传》的成书情形在汉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决事断狱”往往以《春秋》作为依据。而此时所引《春秋》的思想，都是以公羊家思想为主的“微言大义”。随着西汉末年今古文之争的炽烈，各家学派壁垒分明，以致各学派不仅开始追本溯源，也为所属学派的思想寻找一个依归。《公羊传》的思想十分严谨，不言“灾异阴阳”，亦没有“三科九旨”之说。可以说，其思想与两汉思想特征并不相涉。那意味着，其书成最晚当在汉初。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直接跳过何休、董仲舒等人关于“阴阳五行”与“天地灾异”的诠释，直接探究《公羊传》最基本的思想主张。董仲舒画像《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拨乱反正”观点。因此，内容主要阐发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理想之精义，并透过归纳出来的条例，将《春秋》的“微言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既然是一种“阐发”以及“归纳”，其中当然不无附会之处。有许多根据错误史料所阐发的观点，一与正确史实相映证，马上就变得荒谬起来。因此，这也成为不同学派的学者，争相攻讦之处。《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但平心而论，《公羊传》作为一派学说的初衷，确实是有其立论根据的。《公羊传》在解释字词时，特别注意同义词的细微差异。虽然词义相同，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法，暗寓着不同的思维与评断。由此可见，《公羊传》“细腻”地为孔子的“微言大义”，提出了关键性的指引。“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各有所长。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春秋左氏传》对我们来说，这个评语对身处东汉的郑玄或许还算公允，但对现代的我们而言，“善于谶”反而是公羊学的败笔。如果拿晋朝范宁所说的“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来看《公羊传》，或许可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解析。所谓“辩”，指的是说理“明辨清晰”。公羊学者为了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逐字逐句地把这些“简而义深”的字词赋予意义，并通过不断延伸的自问自答方式，将某些问题反覆辩明。如《春秋》并无记事的第一条内容“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却能从这一句话延伸出十一个问题，并从首尾相衔的问答中，完全明晰了整句话的意旨。撇除文中因引不当史实而推论出不正确的结论这一点，《公羊传》的方式，确实能让我们看出其“明辨清晰”的优点。所谓“裁”，指的是篇幅“精要合宜”。《公羊传》重在释经，因此针对《春秋》记载的每件事情，都从解释经文的词义与用法下手。内容不仅可以一气呵成，也不会像《左传》那样，为了记事而让内容显得庞杂。如果遇到之前阐述过的概念，就采用直接略去的方式。如哀公十年与十一年，就只是记载《春秋》记载的“十一事”和“六事”，完全没有解析。由此可见，《公羊传》掌控了内容的精要，采取“与其重复不如略去”的态度。所谓“俗”，指的是文章“言拙寡味”。相较于《左氏》的艳富、《榖梁传》的清婉，《公羊传》在文字叙述上较为朴实。究其原因，便是因为阐述思想的文字只要求通达即可。当然，与其说“俗”是《公羊传》的缺点，不如说其文字特色本来就是如此。虽然《公羊传》探求的是《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在探求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思想、新观点，而这些新思想与观点，必然是以更近于当代的角度来切入的。这种说法，也由公羊学者提出孔子“素王说”，以《春秋》为理想寄托的主张，再一次得到映证。《公羊传》在西汉兴盛的公羊学，为何由盛而衰，直到清末才又兴起？公羊学兴盛与否，要看时代背景的需求。在西汉初年，为了帮助汉室取得正统地位，学者们必须以“圣贤之言”为依归。其中，以“尊王”为主体的思想，也就成为朝野依据的经典。正因如此，公羊学便扩张了势力。董仲舒时代，整个汉朝知识分子笼罩在“迷信”与“神秘”的氛围之下。东汉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觉醒，而被董仲舒拿来附会的公羊学，自此逐渐走向没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到了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们陆续开始对《公羊传》进行研究，为公羊学派思想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到了清末，欧美列强竞相蚕食，在一连串清朝自强、西化的改革中，学者企图从古老的学说之中找出一条可以救国济世的明路。公羊学派：梁启超此时，原本就以“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为重要主张的公羊学，在此敏感时刻，更为当时朝野指引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因此可以说，公羊学的再兴，实在是因时代的巨变所产生的反思。时至今日，公羊学的盛况不再，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羊学的没落。对我们而言，它依旧是中国古老的宝藏。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必然可以提供精辟而深刻的智慧，发挥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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